中国人漫谈：缺少教条主义传统

中国人漫谈：缺少教条主义传统
把中国人跟西方人比较，发现西方人教条主义多一点，中国人机会主义多一点。从小事上说，无论是使用电器还是烹调烧菜，我的德国邻居都比我教条，他要认真阅读说明书或者菜谱，严格按照双上的规则去做。假如发现规则有问题，他会写信给写说明书的人，希望他修改过来。我则是懒得看说明书，总是喜欢凭着自己的感觉瞎摸，反正最后也能摸对，差不多就行了。我问其有西方生活经历的中国朋友，他们也有这种感觉。
教条主义这个词汇在中国不是好词，一般是指盲目服从书本的书呆子行为。毛泽东搞农村包围城市，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书本，曾被批为机会主义者。毛泽东反过来批判对方是教条主义者。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批判教条主义，是在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初期遇到阻力的时候，他说，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他还说，摸着石头过河。言外之意，摸到哪儿算哪儿。其实邓小平跟毛泽东一样，都是要冲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只不过是方向不同。
公正地说，邓小平改革的大方向是对的。但是对于教条主义的否定，还是值得探讨。
其实教条主义是一种思维方法而不是教条本身。既可以用来信奉宗教教条，也可以用来信奉法律，和公共规则。西方人的教条主义思维方法，的确是被基督教的宗教说教灌输培养起来的。在基督教以教代政的政教合一中世纪时代，西方十分落后。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又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遵守规则。规则不好，可以换。但是规则要遵守。最后这种思维方式走向公正制定规则和遵守规则的法治社会。
相比而言。中国人的态度是规则好，就遵守。规则不好，就不遵守。但是对于遵守规则没有共识。有的人遵守，有的反对。共同遵守的规则永远建立不起来，因为总有人不遵守。所以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走向以暴力强制为特征的人治社会。
规则本来是可以修改的。基督教就修改了犹太教的规则。新教就修改了天主教的规则。而中国人对于规则的态度过于崇拜。例如中国人对马克思的态度，依旧崇拜。但是崇拜规则与实际行动，对于中国人来说，往往是两回事。也就是说，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其实这是中国人缺少教条主义传统的恶果。换句话来说，就是中国人崇拜机会主义的恶果。
经济学家杨小凯分析清朝末年和中华民国初期宪政失败的教训，指出“各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是清末民初的宪政实验失败的根源。”他指出无论满清贵族，还是革命党人，还是北洋军阀，大家都不讲规则，例如袁世凯“向清朝争权时就反对君主立宪，逼清帝退位，而他一旦大权在手，就鼓吹君主立宪。”例如孙中山“在自己军事实力强大时（护法战争后），就支持中央集权制和武力统一，而在自己军力弱小时（1915年旧国会复会时），就支持联省自治。”
袁世凯和孙中山是那个时代的政治巨头。但是两人都表现出了机会主义倾向。其共同的特点就是注重实际利益，轻视道德规则。其实这种倾向也可以在毛泽东邓小平身上看到。特别是毛泽东，49年之前，人们都以为他是新民主主义者，要带领中国走新民主主义道路。但是等他上了台，就变了卦。完全抛弃以往的郑重承诺。这种思维方式，长远地说，对中国人的性格塑造是有害的。
为什么中国人少教条主义，多机会主义。我觉得跟文化传统有关系。当你在西方大地旅行的时候，看到任何一个偏远小山村都矗立着基督教教堂的时候，就明白了基督教精神对西方人性格的塑造。马克思韦伯曾写有《基督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指出了西方传统文化对于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政治的相辅相成的关系。
反观中国的传统，否定教条，提倡机会，是中国的文化主流。这要从刘邦、朱温、赵匡胤、朱元璋等等清算起来。他们没有一个依靠规则上台的，都是抓机会抓实权上台的。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打的是一个规则。而中国的造反则是打实效，只要为王，管他什么道德不道德。这种思路跟黑猫白猫论的本质是一样的。
机会主义本质上反规则主义，反道德主义，反法治主义。机会主义比教条主义更有害。当然中国也同西方一样，受到过教条主义的危害。那就是中国历史唯一一次例外的文革时代。毛泽东为了灌输他的思想，把教条主义当作工具。因此文革时代教条主义盛行，例如林彪说的，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这种情况很像西方中世纪。
西方中世纪之后，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推翻了基督教的许多旧教条，但是保留了教条主义思维方式。把对宗教教条的信奉，分出一部分给宪法法律。构成了当今西方宪政民主政治的文化基础。
中国也应该走这条路。旧教条要改革。马克思教条不行，就痛痛快快的请下来。不要把把教条供奉在那里，实际上搞机会主义。你搞机会，我搞机会。大家都不受规则，最终会重新导致专制。应该放弃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培养保留教条主义思维方式，也就是培养遵守规则的思想方式，遵守道德德信条的思维方式，和遵守法律法规的思维方式。[2006-8-9][ [2007-3-28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