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dnesday, August 09, 2006

中国人漫谈:缺少教条主义传统

中国人漫谈:缺少教条主义传统
把中国人跟西方人比较,发现西方人教条主义多一点,中国人机会主义多一点。从小事上说,无论是使用电器还是烹调烧菜,我的德国邻居都比我教条,他要认真阅读说明书或者菜谱,严格按照双上的规则去做。假如发现规则有问题,他会写信给写说明书的人,希望他修改过来。我则是懒得看说明书,总是喜欢凭着自己的感觉瞎摸,反正最后也能摸对,差不多就行了。我问其有西方生活经历的中国朋友,他们也有这种感觉。
教条主义这个词汇在中国不是好词,一般是指盲目服从书本的书呆子行为。毛泽东搞农村包围城市,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书本,曾被批为机会主义者。毛泽东反过来批判对方是教条主义者。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批判教条主义,是在邓小平经济体制改革初期遇到阻力的时候,他说,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他还说,摸着石头过河。言外之意,摸到哪儿算哪儿。其实邓小平跟毛泽东一样,都是要冲破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只不过是方向不同。
公正地说,邓小平改革的大方向是对的。但是对于教条主义的否定,还是值得探讨。
其实教条主义是一种思维方法而不是教条本身。既可以用来信奉宗教教条,也可以用来信奉法律,和公共规则。西方人的教条主义思维方法,的确是被基督教的宗教说教灌输培养起来的。在基督教以教代政的政教合一中世纪时代,西方十分落后。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又有一个好处,那就是遵守规则。规则不好,可以换。但是规则要遵守。最后这种思维方式走向公正制定规则和遵守规则的法治社会。
相比而言。中国人的态度是规则好,就遵守。规则不好,就不遵守。但是对于遵守规则没有共识。有的人遵守,有的反对。共同遵守的规则永远建立不起来,因为总有人不遵守。所以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走向以暴力强制为特征的人治社会。
规则本来是可以修改的。基督教就修改了犹太教的规则。新教就修改了天主教的规则。而中国人对于规则的态度过于崇拜。例如中国人对马克思的态度,依旧崇拜。但是崇拜规则与实际行动,对于中国人来说,往往是两回事。也就是说,说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其实这是中国人缺少教条主义传统的恶果。换句话来说,就是中国人崇拜机会主义的恶果。
经济学家杨小凯分析清朝末年和中华民国初期宪政失败的教训,指出“各方的机会主义行为是清末民初的宪政实验失败的根源。”他指出无论满清贵族,还是革命党人,还是北洋军阀,大家都不讲规则,例如袁世凯“向清朝争权时就反对君主立宪,逼清帝退位,而他一旦大权在手,就鼓吹君主立宪。”例如孙中山“在自己军事实力强大时(护法战争后),就支持中央集权制和武力统一,而在自己军力弱小时(1915年旧国会复会时),就支持联省自治。”
袁世凯和孙中山是那个时代的政治巨头。但是两人都表现出了机会主义倾向。其共同的特点就是注重实际利益,轻视道德规则。其实这种倾向也可以在毛泽东邓小平身上看到。特别是毛泽东,49年之前,人们都以为他是新民主主义者,要带领中国走新民主主义道路。但是等他上了台,就变了卦。完全抛弃以往的郑重承诺。这种思维方式,长远地说,对中国人的性格塑造是有害的。
为什么中国人少教条主义,多机会主义。我觉得跟文化传统有关系。当你在西方大地旅行的时候,看到任何一个偏远小山村都矗立着基督教教堂的时候,就明白了基督教精神对西方人性格的塑造。马克思韦伯曾写有《基督教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指出了西方传统文化对于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政治的相辅相成的关系。
反观中国的传统,否定教条,提倡机会,是中国的文化主流。这要从刘邦、朱温、赵匡胤、朱元璋等等清算起来。他们没有一个依靠规则上台的,都是抓机会抓实权上台的。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打的是一个规则。而中国的造反则是打实效,只要为王,管他什么道德不道德。这种思路跟黑猫白猫论的本质是一样的。
机会主义本质上反规则主义,反道德主义,反法治主义。机会主义比教条主义更有害。当然中国也同西方一样,受到过教条主义的危害。那就是中国历史唯一一次例外的文革时代。毛泽东为了灌输他的思想,把教条主义当作工具。因此文革时代教条主义盛行,例如林彪说的,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这种情况很像西方中世纪。
西方中世纪之后,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推翻了基督教的许多旧教条,但是保留了教条主义思维方式。把对宗教教条的信奉,分出一部分给宪法法律。构成了当今西方宪政民主政治的文化基础。
中国也应该走这条路。旧教条要改革。马克思教条不行,就痛痛快快的请下来。不要把把教条供奉在那里,实际上搞机会主义。你搞机会,我搞机会。大家都不受规则,最终会重新导致专制。应该放弃这种机会主义行为,培养保留教条主义思维方式,也就是培养遵守规则的思想方式,遵守道德德信条的思维方式,和遵守法律法规的思维方式。[2006-8-9][ [2007-3-28修改]

Friday, July 28, 2006

中国人漫谈:缺少博爱精神

中国人漫谈:缺少博爱精神

中国人缺少博爱精神。什么是博爱?就是对全社会成员不分等级远近,一视同仁,友好相待。说到这里,大家都明白,中国人不缺少爱,而是喜欢把人分门别类,并对之采取不同的态度。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经形容,中国的社会好像石头扔在水里激起的一圈一圈的波纹。家庭是中心,然后邻里,然后同乡,等等。有两家人,就先爱自家人。有不同邻里的人,就先爱近邻。有不同乡的人,就先爱老乡。有不同学的人,就先爱同学。有不同党的人,就先爱同党。所以一群中国人,相互之间总是没有平等的关系,总是分出高低上下,远近亲疏,然后组成不同的小团伙。团伙与团伙之间斗争。团伙内部还有本家外家之分,所以团伙内部也是斗争。这就是中国人喜欢内斗的思想根源。

古代墨子曾经提出兼爱,希望人们不要有亲疏远近之分,一视同仁。但是主张等级仁爱的儒家攻击墨家,认为墨家把君王和父亲放在与别人相同的位置上,就是无君无父。如此主张,皇帝自然喜欢儒家,讨厌墨家。渐渐墨家的平等兼爱逐渐衰落,儒家的等级仁爱成为统治中国人精神的主要思想。

中国很早就形成统一的大陆国家。其中有分裂时代,但是都很短暂。这与分裂长久,统一短暂的欧洲不同。中国历史大部分时间不是强调内部社会和协,团结一致,统一对外。而是维护社会内部的等级差别和上层特权,压制底层社会的反抗,防止造反。所以中国历史以内部阶级斗争为主线,而不是欧洲那样以外部民族斗争为主线。由于缺少民族之间的竞争,所以社会内部也缺少追求和谐的动力。大社会的观念在中国人的脑子中特别薄弱,取而代之的是家庭,或者团伙。家庭或者团伙,就是一切,管你生,管你死,岂能有不先爱自己家,自己团伙的道理?

因为没有博爱,所以就没有平等。没有平等,就没有和谐。没有和谐,什么事情都无法好好商量,于是就没有民主。这是中国迟迟不能迈进政治现代化大门的原因之一。

中国与西方接触之后,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发现西方的社会制度是建立在基督教的“自由,平等,博爱”这一人道主义精神上面的。于是也开始向国内宣传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为三民主义奋斗一生的孙中山先生,他的陵墓入口的牌楼匾额,就是博爱两个大字。这表现了他的崇高理想。

但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易接受阶级斗争的观念,不易接受博爱的观念。阶级斗争的确是个社会存在。但是阶级之间的斗争,人与人之间的斗争,都不是人类正常的理想。正常的理想是博爱。也许现在不存在,但是将来会实现。把博爱当作理想,就会走上平等自由的道理。把阶级斗争当做理想,就会走向自相残杀的道路。遗憾地是,许多中国人接受了阶级斗争的理论,并在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仍然不放弃这一反人类的思想观念,结果导致了反右,文革大革命等荒唐的历史悲剧。

今天,阶级斗争理论已经被“三个代表理论”所替代,这是一个不可低估的伟大进步。但是中国人脑子里的博爱意识依旧很薄弱。我们应该放弃只爱自家,只爱自己小团伙的狭隘义意识,去追求全社会的平等相待,友好相处。[2006-7-27]

Monday, July 03, 2006

中国人漫谈:小团伙意识

中国人漫谈:小团伙意识

集体主义是相对个人主义来说的,在中国历来被当作一种美德。如果你观察身边的同胞们,很少有西方那样的个人主义者,而都是某种集体主义分子。这个集体可能是个家庭,可能是个朋友圈子,可能是老乡,可能是同学,可能是同一个单位或者同一个部门,也可能是同一个政党。大多数人奉行集体主义,自觉地抵制个人主义。他们是好孩子,好家长,好朋友,好同乡,好同事,好战友。但是,唯独不是好公民。

什么是公民?公民指的全社会的组成成员,好公民指得是遵纪守法的公民。中国是一个大社会,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个中国公民。但是,假如几个北京人团结起来,欺负河南人。那么这几个北京人,虽然他们之间是好同乡,但不是好公民。因为他们的行为破坏了全中国社会的稳定性。还例如,一个姓张的家族团结起来,欺负姓李的家族。这些姓张的人彼此之间都是好家长好孩子,但是他们不是好公民。他们以集体主义的名义,破坏全社会的和谐,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生活中比比皆是。

全中国社会也是一个大集体,但是为了与小集体区别出来,我们用公民社会来这个概念。那么公民主义意味着全民公正的意识,意味着对小集体主义的否定。我们把个人,集体,公民社会这三个层次划分出来,就可以看出,中国最缺少的是公民意识,公民主义。

也许有人会认为第三个层次不就是国家吗?不是的。国家这个概念按道理应该包括全社会。但是在中国,国家往往指的是政府和政府属下的企业和其他机构。在中国,国家变成了一个变相大集体。国家是中国大社会当中的一个最大的最强有力的集体。所以我这里用“公民社会”这个概念来区分所谓的国家,用公民主义来区分所谓的国家主义。

一个和谐的社会,应该是保证每一个公民有自由追求幸福的共同体。在这个的社会里,个人主义与公民主义和谐共存。个人与公民社会没有冲突,没有脱离个人的所谓公民社会利益。公民社会的利益只能等于个人利益的总和,而不是个人利益之外,还有一个单独的公民社会利益。

但是在中国,个人与公民社会之间,多出一个集体的层次。而众多集体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张家跟李家有冲突。王村跟赵村有冲突。河北跟天津有冲突。等等,等等。在个人主义和公民主义之间,中国多出一个集体主义,这表现为家族主义,地方主义,部门主义,同党同僚主义,还有一个貌似公民主义其实也是集体主义的国家主义。

这些个人与公民社会之间的集体,对下成为压制个人自由的力量,对上成为破坏公民社会公正的力量。百害而无一利。然而最可悲的是,中国历来把集体主义当作美德。例如桃园结义的“义”就是一种典型的集体主义美德。这个“义”不是全人类公平,或者至少全社会公平,而是追求小团体的最大利益,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而在牺牲自己的生命同时,也给其他人带来了伤害。自己没有得到幸福,也破坏了他人的幸福。在这种美德之下,好像集体就代表正义,在正义的名义下,集体内部的个人受到压制,集体外部的个人受到欺凌。这就是中国个人主义悲剧,也是中国公民主义的悲剧。

集体主义,说穿了就是小团伙意识。小团伙意识,是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的最狡猾的敌人。[2006-7-2]

Saturday, July 01, 2006

中国人漫谈:自以为是

中国人漫谈:自以为是

美国人传教士明恩溥写《中国人的性格》一书,其中说到了中国人有一个特点是“顺而不从”,其中一个例子相当典型:医生给中国病人仔细地做了检查,然后开了药;并反复叮嘱什么时间吃药,吃多少,千万别搞错;病人生怕忘了这些详细的规定,来回一两次,才算搞清楚;可是一到家,他就一口把两天的药都吃了下去,因为疗效的好坏肯定与药量的多少成正比。

今天的在中国的德国工程师同样发现这个问题,告诉中国工人这个螺丝钉要拧10转。对于木头脑袋的德国工人来说,这个不成问题,没有人去违反。然而到了中国人这里,多少转的都有,就是很少有拧10转的。大家都认为自己的正确。我还读过一个贴子,讲作者本人在日本的感受,他给日本人讲授做中国菜,他说酱油少许,日本人不明白什么是“少许”,一定要问清多少毫升,他无奈只好用一个小汤勺,说一勺。后来他发现,日本人做这道菜的时候,都老老实实地放一勺酱油,没有人敢多,没有人敢少。贴子的作者说,这种情况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孙中山也发现了这个问题,认为中国人是一盘不听话的散沙,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太多。对中国人这个分析,构成了孙中山军政,训政,宪政三大阶段的理论基础。

为什么中国人这么自以为是呢?这就是中国的浓厚的小农意识传统。小农意识不是儒家为代表的官僚意识,也不是阿Q为代表的游民意识,而是大量的自给自足的自耕农的意识。在古代中国,皇权不下县,乡里的农民如果没有官司,按期交皇粮,一辈子都可以不跟官府打交道。剩下的事情就是自己做主,看天吃饭。除了代表老天爷的龙王,小农心里不再敬畏其他的权威。这种社会结构是古代中国独特的,造成了中国小农自由自由,自以为是的独特意识。欧洲农民经过了漫长的农奴时代,城市中的手工业行业规矩也比中国的行会规矩多得多,加上基督教对人民的驯服教育,欧洲普通民众就显得比中国民众老实得多,听话得多。这也是西欧实行法治民主的一个良好心理条件。而中国小农的束缚比欧洲的农民少。在历史书上所描述的那个可怕的集权专制的皇权,到县城也就为止了。历史学家黄仁宇把这个社会结构,比喻成为双层面包。

当然在古代中国县城以下,并不是一个民主社会,而是一个家长社会,家长自由最多,而家庭成员的自由,根据其地位,依次减少。所以中国社会基层的矛盾,往往体现在年轻人跟家长的矛盾上面。尽管矛盾很尖锐,但是仍然有血缘温情。年轻人中间,长子地位高些,反抗性少一些,最小的儿子地位低些,反抗性最强。如果读一下巴金的小说《家》,就是最典型的说明。同样,这种基层社会结构,如果没有新的思想冲击,不会导致平等的民主,而是对家长的取代,熬到自己做家长的那天,然后为所欲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以家庭为主,而是以契约为纽带,进行广泛的单个人的分工合作。契约表现在企业里面就是合同,包括劳动合同,契约表现在在政治里面就是法律。但是中国的小农意识搞不懂契约,喜欢自由自在。一个年轻人摆脱了家长束缚,有一种获得自由的解放感觉,认为自己做了自己的家长,对于契约十分藐视,于是就处处表现出“自以为是”的性格出来。当然,官员们也不比谁高明,身上同样也有这种小农意识,藐视政治科学,自以为是。这让中国本来就很艰难的社会发展进程,更加雪上加霜。

民主,不可怀疑的是中国未来的方向,但是中国人,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员,都要懂得自由并不是没有规则,首先也学会服从那些公共规则,然后才是自己的个人空间。[2005-9-26]

中国人漫谈:中国人保守吗?

中国人漫谈:中国人保守吗?

就中国人性格的问题,我写过好几个贴子,都是批判儒家思想的。有朋友问我,难道儒家一无是处吗?我说不。儒家还有很多好的品质。这个贴子,就是讲儒家的宽容精神的。

可爱的美国传教士史密斯在1890年写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里面说中国因循守旧,原因是统治中国思想的儒家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求改革的思想。

如果他还活着,我想问他,那怎么理解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民主国家呢?1911年,中国在亚洲第一个推翻了皇帝。从此结束了皇帝在中国统治历史。有人会叫真儿说,那日本呢。日本保留了天皇,没有中国彻底。中国彻底把皇帝给废了。

还有,那怎么理解中国是亚洲第一社会主义国家呢?1949年中国开始了生产资料公有化的革命。有人叫真儿,那外蒙古比中国早。可是那个时候,谁承认外蒙古是个国家了?那是从中国闹独立分裂出去的。那北朝鲜也比中国早。可是北朝鲜明明白白的,不是金家王朝吗?所以我坚持认为中国是亚洲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自从中国人跟西方世界接触以来,到西方开过眼的那些儒教徒,回来就说西方好,我们要学习他们。于是大家先发现了共和民主,都起来搞共和民主。接着有人说共产主义比共和民主还要新潮,我们直接学习最新的,不就结了。于是大家起来搞共产主义。接受共和民主和共产主义的那代中国人,那个不是先由儒家教育出来的呢?

在史密斯先生崇拜的《圣经》上说,要判断这颗树好不好,只要看它接什么果实就知道。看看我们那些被儒家培养出来的中国人,就知道儒家虽然好古,但是并不反对革新。儒家讲宽容,孔子教导他的学生们要“尊贤而容众”,就是尊敬好的,容纳不同的。所以儒家是一个谦虚的思想体系,善于兼收并蓄。比比世界上有的宗教来说,就更清楚地看出儒家的宽容来。

我已经也曾经问过自己,儒家反对革新,是没有办法,才让西方思潮钻了空子,溜进来的。后来阅读历史才知道,不是西方思想偷偷地钻了空子,而是儒家宽容地打开了大门,让西方思想进来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清朝末年有个基督教英国浸信会传道士李提摩太,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除了传播上帝福音,行善赈灾之外,还传播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西方社会科学知识,这里面甚至还包括新兴的马克思主义。1890年,李提摩太担任在天津出版的中英文双语报刊《时报》主笔,宣传西方思想,评论中国时政。即便在21世纪的今天,一个非国家法定指导思想的外国人来担任中国报纸的主笔,那也是万万不可能的。但是居然在100多年前,儒家作为国家指导思想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胸怀让一个非儒教的外国人来当中国报纸的主笔。

李提摩太不是偷偷干的。而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儒教徒,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邀请他上任的。至于李提摩太在李鸿章的尊贤容众之下,都写了些什么,手头暂时没有资料可查。不过后来他到上海接手领导一个基督教知识分子协会——广学会,同时出版新学书刊。光绪皇帝为了参考西法和了解西学,找来阅读的129种新书中,该会出版的就占89种之多。我们可以估计到李提摩太所宣传的思想对维新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

1919年,中国学生们上街,教师们办报,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高喊打倒孔家店,传播西方新思想,其中也包括新兴的马克思主义。让我们重温《共产党宣言》最后一句话:“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用暴力推翻现存政府,是任何一个现存政府所不能容忍的。但是当时的民国总统,是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儒教徒,喜欢篆刻书画的徐世昌。他就大大方方的容忍了。连宣传这样的主张都宽容,难道他会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而震怒吗?

后来马克思的信徒,中国共产党的先驱领袖李大钊在1926年遭到了杀害。但那不是儒教徒干的,而是没有任何信仰的土匪军阀张作霖干的。而在此之前的火烧教堂,围攻使馆,那也不是儒教徒们干的,而是一群没有文化的盲众干的。

李鸿章和徐世昌都是儒家培养出来的学者兼政治家,十分谦虚和宽容。如果他们也像张作霖那样不宽容,也像火烧教堂的那些人那样不宽容,今天中国是不是又是一个战乱非洲,或者塔利班阿富汗呢?有人说中国的满清王朝极端顽固,扼杀了戊戌变法,难道不是吗?如果仔细看看历史就知道,被儒学大师教育出来的光绪皇帝要比没文化的家庭妇女慈禧太后宽容得多。至于后来杀害李大钊的张作霖,更是大字不识几个了。

其实中国人并不保守,而是过去因为缺少科学而无知,一旦知道了新的事物好,中国人就积极地接受。至于有的人不接受,那绝对不是什么保守不保守的问题,而是利益不利益的问题。至于新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什么没有先诞生在儒教的中国,这是另外一个复杂的问题。这里暂时说不下了。[2005-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