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漫谈：重私情轻公理

中国人漫谈：重私情轻公理

私情，就是私人关系的感情，公理是公共规则和法律。为了私情，通融一下，搞个特殊化，违反一下公理，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是非常熟悉的社会现象。很多人痛恨这种现象，但是一旦自己手里有点小权力，又禁不住地为了私情，也违反起公理，搞起特殊化来。小至城管，片警，工商稽查，大至市长，省长，都有搞违反公理的特殊化的现象。被抓住了被处理了，就算倒霉，没有被抓住，就算混过去了。

中国人常常不以遵纪守法为荣，而是以遵纪守法为耻。认为只有没有本事的人，没有关系的人，傻B似的人才遵纪守法。反过来，大家都以自己有几个铁关系，能搞违法特殊化为荣。就连认识几个交通警察的领导，在行车违章被交警扣住的时候，只要叫出他们领导的名字来，就不会被处罚了。很少有人为这种违反公理的事情感到耻辱，反而都为拥有一份私情关系而感到骄傲。

重私情似乎是人的本性，古今中外都一样。但是像中国人这么重私情，这么明目张胆，以至成为违反公理的正当理由，世界上也算是少见的。一百年多年前，美国传教士明恩溥，也发现了中国人这个性格特性。他还举了二十四孝图中，三国时代陆绩怀桔遗亲的例子。这个故事是：六岁的陆绩，随父亲去拜访袁术时，偷了两个桔子在袖口里面，在告辞鞠躬的时候，桔子从袖子里滑落，陆绩连忙解释说，我妈喜欢吃桔子，所以我才偷偷装了两个。陆绩偷桔子的违法行为不但不被怪罪，反而得到了表扬。这个故事被中国人当作孝敬父母的美德之谈。古代中国人就是这样被培养起来的：如果是为了私情，公理是可以被违反的。

这个思想传统让中国人把私情放在第一位，把公理放在第二位，甚至放在一钱不值的地方。朱熹的理学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他的那个天理是三纲五常，不是公理。三纲五常的核心不是公共规则和法律，而是君臣之情，父子之情，夫妇之情。因此从朱熹时代之后，私情胜过公理越发名正言顺，只要你有私情的理由，就可以随意蹂躏践踏公理。

这个思想传统的后果是：一个人一旦走上了有点权力的领导岗位，他的身边立刻出现一群替他违法的人，什么亲属、同学、老乡、情人等等，违法之后都指望他法外开恩，最后把他也拉下水，不把他害死，决不罢休。 一个中国官僚在生人面前或许是个铁面无私的人，但是他在亲属面前，如果还是这么不通融，不给情面，就会被大家看成是一个不近人情的人，一个官迷心窍的人，一个虚伪的人。大部分中国官僚过不了这一关，往往最后载在情字上面。很多违法犯错误的官僚都是好丈夫，好老乡，好情人，然而偏偏就不是一个守法好公民。

西方人在过去同样也重私情轻公理。在古代西方，把持各级政府的贵族阶级是个特权集团，他们官官相护，走后门，搞特殊。平民对此极度不满，社会酝酿着动乱。于是王室利用平民，推动平民民主政治，抑制中间层次的贵族阶级。最后不仅贵族阶级被抑制住了，连王室本身也失去了对政治的独裁控制权力，成为一个享受荣华富贵的政治摆设。如果哪个王室对这个地位感觉不满，图谋专制复辟，那就会遭到了彻底的毁灭。这就是欧洲近代历史的两条发展道路。总之，君主立宪也好，共和宪政也好，平民有了更多制衡公理管理阶层的权力。如果谁违反公理，照顾私情，被揭发出来，那只能卷铺盖滚蛋。

公理不因私情而遭到破坏，才能保持公理的公平。公理公平，才能让人民心里没有怨气，才让社会和协，才能让人民有做长远生意而不是投机生意的计划。对于这一点，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哲学的共识。然而如何让人民心里无怨，让公理保持公正，除了制度上要建立起人民制衡的机制，还要破除重私情轻公理的陈旧传统观念，为中国跨入政治现代化做好民族精神上的准备。[2005-10-10初稿][2006-4-27修改]

中国人漫谈：一元化思维模式

中国人漫谈：一元化思维模式

自秦汉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大一统社会历史阶段。皇帝是整个社会的中心顶峰。社会的一切都是围绕着皇帝，一层一层往下，一圈一圈往外，如此这般地排列下来。一个中心的结构，是中国社会组织的传统机构，大至朝廷，小至家庭，都是这样。秦朝统一了中国，汉朝继承了秦朝的制度。汉朝的中国知识分子还依稀记得秦朝之前，中国不是这个样子，至少那个时候知识分子是独立的社会势力。这一国国君不喜欢他们的主张，他们就扭头去另一国。秦汉制度，使得知识分子无处可去，他们无奈地编出了一个“天人感应”理论，由知识分子们来解释天象的变化，想用来制约皇帝。皇帝也不傻，把天的儿子这个位置独霸了。任何对于天的崇拜都要通过皇帝。把本来可能形成的天与皇权并存的二元结构，又合而为一了。这样的社会环境，让中国人从小就适应了一元化思维，也就是所谓“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家无二长”的观念。

黑社会原本是一个反抗皇帝至高无上权力的底下社会组织。黑社会不承认皇帝的中心权威，自己上山另立中心。遗憾的是，黑社会的组织俨然是大社会的小翻版，依旧是个一元化的结构。可见“天无二日”的观念多么严重。人们似乎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

中国自从被北方的满清国占领之后，也是历史上第二次被外族占领之后，一些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苦苦总结中国失败的教训，隐约意识到中国一元化的政体有问题。隐居乡下的黄宗羲批判朱明王朝取消宰相制度，把权力集中在皇帝一人身上，是个严重的错误。而黄宗羲心目中的宰相，不是那种皇帝的奴才，而是为天下为万民立身于朝的，与君“共曳木之人也”。“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也就是说以宰相为首的政府机关，是为了万民万家，而不是为了皇帝一家。政府跟皇帝是平行的。除了行政机关要独立于皇权之外，黄宗羲还提出了一个对政治进行“危言深论”的常设场所，那就是“学校”。这是一种精英民主主义的主张。

随着清王朝的政治高压，经济适度放松的政策，老百姓尝到了一点物质生活改变的甜头，渐渐忘记了对大明王朝的留恋，而热爱起大清王朝来。黄宗羲那个闪烁着新世纪光芒的思想主张，依旧还是那可怜的星星之火。不久清王朝走了明王朝的老路。不过这次敌人不是来自北方荒凉的草原，而是来自海上。清王朝接二连三被西洋人打败。洋人的武器的确是好，于是中国开始学习，制造，购买洋人武器。可是跟一向瞧不起的东洋人进行了一场海战之后，武器并不如中国的日本，把中国战胜了。于是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深层的问题，接过黄宗羲的思想接力棒，继续求索。
他们发现洋人的社会是个多元的社会，首先精神与世俗的二元分割。教会管理精神世界，政府管理世俗世界。教会与政府无主次之分，平起平坐，互不干涉内政。其次，政府又一分为三，相互制衡，是个三元分割结构。第三，主导地位的经济组织也是董事会制约总经理的二元结构，保证了一个公司的稳定长久的发展。第四，民众的思想也跟中国人不同，既然社会上这么多中心，那么老百姓认为自己也是一个中心。一个多中心，也就是多元的社会，居然是这么富有活力，居然这么超级的稳定。难怪从一个落后的地区，赶超了大中华帝国。

以改变一元化社会结构为主线的中国近代历史开始了。但是中国人的一元化思维意识沉淀得太浓厚了，以至于，本来以改变一元化社会机构为己任的先进政党，在其内部也热衷于搞一元化，搞一个核心。经济组织也是如此，国有企业以领导为核心，私有企业以家长为核心。因为没有制衡，也就没有稳定。所以中国的公司富不过三代，也富不出家门，很少见到西门子，奔驰这样的百年老号大众股份公司。[2005-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