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漫谈：不爱做小事

一个德国朋友从中国大连访问回来，感慨地说，大连人真不得了，谈的生意都是几千万元的。我说，你幸亏没去我老家北京，我老家的人，谈生意都是几亿的，比大连人的胸怀可大多了。虽说这是一个笑话，不能说全体中国人民都谈大生意。但是不少国人不爱做小事，这不能不是一个特点。

什么是小事？中国人把“事业”当作大事，把 “个人生活”当作小事。为了事业不要命的人，可是太多了。个人生活中，吃饭睡觉是大事，家务劳动是小事。有志向的中国人从来不把心思放在家务劳动上，那是 俗人的事情。而俗人也认为干家务劳动不光彩，低人一等。整个社会从上到下，从城市到农村，都漠视家务劳动，人人能能躲之则躲之，推之则推之。男人推给女 人，女人推给保姆或小时工。没有条件请保姆小时工的，只好硬着头皮自己干，能少干绝不多干，能凑合就凑合。

所以，中国人的家庭卫生环境得分，在世界上 是比较低的。其次，中国中产阶级聘请保姆小时工的比例，在世界上是比较高的。这两个问题说明，中国人厌恶家务劳动。如果了解西方人的普通家庭生活，与中国 人家庭生活加以对比，这个印象会更深刻。是中国人懒惰吗？看起来不像。中国人很勤快，中国人工作时间比西方人长，度假时间比西方人短。用懒惰无法解释这个 现象。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中国人不屑于做家务劳动，认为这是小事情，烦得去做。

许多中国人摆脱不了分等级讲层次的思想影 响。人分等级，尊卑贵贱。就是事情也分出等级，尊卑贵贱。家务劳动属于卑贱，即便是洗自己的衣服，清扫自己的家，这个劳动也是卑贱的，没办法的时候，才自 己干，但是心里老大不乐意，所以能不干，就不干，能少干就少干。所以从城市到农村，中国人家的窗户玻璃总是脏兮兮的，家中的厨房总是油腻腻的，厕所总是臭 烘烘的。

中国的传统教育，也是向年轻人从小灌输“治 国平天下”的大事。没有哪个父母高兴看见儿女喜欢做家务劳动，而不愿意读圣贤书。父母都希望儿女将来成为干大事的人才。从来不把家务劳动当作一个重要的事 情，来教育给儿女们。年轻人热衷于国家大事，但是国家大事用不了太多的人去做，于是做大事的人才就多余了。所以中国的雄才大志特别多，经常怀才不遇。这类 故事也特别多，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独特的情结。成事的毕竟是少数，多数是各式各样的孔乙己，和各式各样的粪青。中国的粪青格外多，这都是做大事不做小事的 教育成果。

如果你在人大上提议，如何改变国人对待家务 劳动的态度，把中国人的家庭卫生环境的标准提高一下，一定有不少人笑话你，这样的个人小事怎么能拿到议论国家大事的场所上来呢？其实这个问题引出了中国人 为什么喜欢做大事，不喜欢做小事的根本思想根源。那就是中国两千年来的国家主义政治治理的传统影响。

这里这个“国家”不是人民的总合。人民的总 合好比一辆公共汽车。车走，人走，车停，人停。中国传统上的“国家”这个东西，是一辆豪华的小轿车，这辆车走与停，跟人民没有什么关系，唯一的关系，就是 人民要给这辆车让路。两千多年来，政治治理的基本思路是国家利益为大，个人利益为小。对人民教育的思想导向注重于让人民效忠国家，而不是关心自己。在国家 与人民之间，划出一个高低等级，人民也就是按照这个惯性把等级划下去，家务劳动因此被排在末尾，是留给奴婢们干的，用不起奴婢的，没有办法自己干，但是能 少干就少干，能不干，就不干。一家就这样脏下去，家家就这样脏下去，除了几个国家的脸蛋工程光鲜之外，整个国家就这样脏下去。[2005-9-30]

中国人漫谈：游民文化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讲面子，尊卑贵贱观念， 做官情结等等这些深受儒家教育影响的性格特征。美国传教士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一书，还指出中国人缺乏诚信这样的性格弱点。不少中国人的确缺少诚信。我 自己有在国内做生意，和在德国做生意的经历，加以比较，对中国人缺乏诚信这个问题，感触颇深。但是传统的儒家道德规范是主张诚信的。那么这些中国人对儒教 教义如此的轻蔑，是怎么回事呢？这个问题，让我注意到，中国还有一群儒教光顾不到的化外之民，这些人就是中国的游民无产者。虽然他们通过社会其他途径间接 地受某些儒家影响，但是总体上他们是仇视儒家的，同时仇视官家和其他有财富的人，以及他们所拥有的一切文化，即便是属于合理优秀的部分，也不分青红皂白 地，一概仇视。

由于中国人口增长，自然资源有限，人与资源 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个情况，东邻日本也经历过，但是他们面向海外，发展加工业，进口原料出口产品，实际上就是变相地出口劳动力，解决了人与资源的矛盾，走 上了致富的道路。多年之后，中国的一位伟大思想家邓小平，指引中国人同样走上了这条道路。但是在中国近代工业化开始之前，多余的人口，只能无可奈何地形成 一批无业流民，他们没有财产，没有土地，没有受教育机会，没有生活保障，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受人歧视和欺辱。

世界各国都有游民无产者，但是各有各的不同。中国的情况是，这些游民无产者数量之多，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独特阶层。最先注意到这群人存在的中国思想家，是毛泽东先生。在他1925年 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这篇著名的论文中，他说“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 者。”“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如果引导不得法，会怎么样？毛 泽东没有说。

这些人因为没有财产，没有土地，所以对财产 土地等物质欲望就格外的强烈。因为处于社会的底层，被其他人所鄙视，让他们丧失了耻辱感，所以为了生存，什么不道德的手段都敢于使用。由于中国的尊卑贵贱 观念传统，让这些处于底层的人受到的鄙视格外强烈，所以他们对社会，对一切高于他们的阶层，就格外地仇恨，报复起来格外地凶狠。因此，他们对社会极具有破 坏性。由于极端贫困，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得不到文化熏陶，使得他们变的无信仰，无仁爱，粗野，残暴，油滑，奸诈，投机取巧，反复无常。几乎人类一切恶劣的 品行，在这些人当中，都可以找到。他们流窜各地，做丐做盗，聚众上山，可以成匪，下山诏安，变成军阀。

中国的流民无产者还有一个特点是，具有自己 独特的文化。不少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忽略了这个现象。古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儒教文化，是一种官僚文化，也就是干部文化，儒教本身虽然主张有教无类，但是不 缴纳束修，老师是不教的，而不象基督徒那样，免费义务地深入到社会每一个角落。因此没有钱是学不起儒家文化的。儒家经典的文言，漫长的学习过程，更是让那 些底层的百姓望而生畏。让他们感到当不了官，学了也是没有用的。这样，穷人的教育成为一片空白。这个问题，毛泽东也观察到了，他在1927 年写成的《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中指出：“中国历来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 “中国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 这个里面， 最 大多数是农民。”当然流民无产者不占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他们包含在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当中。流民无产者上不起学不识字，不等于没有自己的文化。文化还有一个 广义的概念，那就是人的信念，求生方式。这些被边缘化的人群，既然得不到社会的关注，自然而然地产生出自己圈内的文化。

中国流民无产者文化特点是，求翻身，做人上 人，报复，破坏，不择手段，随机应变。这里有合理的部分，也有反动的部分。春秋战国时期，几乎找不到这样的流民无产者。东汉末期的黄巾起义，也还是太平道 发动的，具有一定的宗教信仰。到了唐朝末年，出现了朱温这样的无信仰，无道德，先背叛农民起义军，后背叛朝廷，最后当上了杀人如麻，强奸无数的残暴军阀皇 帝。朱温可以算是流民无产者的鼻祖。自他以后，这样的人物越来越多。到了清末民初的混乱时期，那些大大小小由土匪摇身一变政府军的军阀，哪一个不像朱温 呢？这些人物都是流民无产者的代表。他们的行为，体现了流民无产者的文化特点。

毛泽东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期，的确利用了流 民无产者，但是他用党的组织，政治委员制度，和不间断的思想运动，来改造这股危险的力量，把他们转换成革命的力量。总的来说，毛泽东是成功了。但是流民无 产者文化的余毒仍然没有彻底肃清。在适当的机会，就要表现出来。文革初期的混乱，打砸抢，破坏文化设施，敌视一切人类文明，残暴地对待所谓阶级敌人，拉帮 结派搞武装冲突，无一不是流民无产者文化的大暴露。所以说，文化大革命，对于人类历史来说，是一场文化大灾难。文革后期，这些问题已经开始逐渐纠正。到了 胡耀邦时代，对文革进行了彻底地否定。但是，对于这场文化灾难的历史清算，远还没有完成。流民无产者的意识，仍然象鬼魂一样，游荡在中国大地。[2005-9-2]

中国人漫谈：情感夸张

中国人漫谈：情感夸张

如果你把中国人的婚礼葬礼，跟西方人的婚礼葬礼比较一下，就会发现西方人结婚也好，死人也好，他们的情感表达，让我们中国人看简直是麻木不仁。看着这群木头一样的西方人，不禁要问，难道西方人没有感情吗？可是为什么这群没有感情的人中间，却出现了莫扎特，贝多芬，雪莱，拜伦，凡高，毕加索呢？音乐，诗歌，绘画，是最能表现人们内心情感的艺术作品。我相信没有人否认这些作品中的丰富多彩感情。有这样的作品摆着，说明西方人也是有感情的。

后来我发现，日常生活中的情感控制，是西方家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根据来自《圣经》。上帝不喜欢狂喜，暴怒等等夸张的情感表现方式。为什么上帝不喜欢？这个问题不可以问。基督教的信条之一就是不可怀疑上帝，所以你不要问。那控制感情对我有什么好处？这个问题也不可以问。按照基督教教义，如果想自己有什么好处，本身就是错的，是私欲的表现。基督徒认为上帝是我们灵魂上的父亲，父亲就是父亲，父亲不是工具，如果基督徒遇到挫折和灾难，不可以怀疑上帝管用不管用，而要从上帝那里获得战胜困难的信心。总之，西方人认为既然上帝不喜欢夸张的情感，那就听从上帝的话，努力控制自己的感情。

而咱们中国人的情感表达则又显得十分夸张。喜事那真叫喜，吵吵嚷嚷，热热闹闹。悲事那真叫悲，哭声震天，昏死过去。当然这也许是中国千百年来的民俗，无伤大雅。可是日常中的不少中国人呢，也是喜则喜形于色，怒则怒火冲天，悲则悲痛欲绝，惊则惊恐万状。

夸张的情感，如果对于自己，也就算了，要是涉及到别人，就有一些麻烦。我有个热情的朋友，人真的很不错，但是我不敢到他家吃饭，因为他总是不管你需要不要，给你把饭碗盛得满满的，不管你喜欢不喜欢，加上菜就放到你碗里。他的热情，显然是夸张得让我受不了。人与人之间，除了热情，感谢之类的情感交流，还有疑惑，不理解，不满意的时候。遇到这样的情况，夸张的情感就十分伤人。我在搜狐论坛就好几次看见过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发表了一个观点，正确不正确，理解不理解，本来都是可以商量的。但是讽刺的也来了，骂人的也来了。心胸开阔一些的，忍过去就算了。要是遇到忍不过去的，就对骂起来，形同水火，势不两立。理论上的讨论，最后变成情感上的对立。中国特色的气，也来了，或者要争气，或者咽不下去这口气。可见夸张的情感，没有多少好处，倒是有很多坏处。

我知道了西方人为什么控制情感，却总是弄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不控制情感。难道传统儒家鼓励夸张的情感吗？也不是。孔子有一个控制情感的“中和”理论，“息怒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就是说有了火，最好不发，就是发了，也不要过分。再看看传统中医的理论，那更是明确地声明，七情导致疾病。中医认为几乎所有的疾病，都是由于情感太夸张引起的。看来中国并不缺少控制情感的理论。但是中国人就是不听。理性主义的儒家，给中国人讲道理，解释情感夸张为什么不好，但是依然没有训练好中国人。而神性主义的基督教，根本不给西方人讲道理，上帝说的，你就要服从。居然把西方人给训练出来了。

西方人怕上帝，不怕国王。中国人没有上帝，怕皇上。西方的上帝看不见，摸不着，不收税，所以说话有永久的权威。中国的皇上，农民出身，三宫六院，还搜刮民脂民膏，所以说话没有权威。中国人对皇上表面上怕，暗地里恨。但是中国又没有一个看不见的上帝去怕，于是等于中国人谁都不怕。我猜想，正是这么一个缺乏信仰的精神结构，把中国人变成了这样一种性格：管得到的事，我只好服你。管不到的事情，那就由我自己了。我哭，我笑，你皇帝总是管不着吧？我就使劲地哭，使劲地笑。情感夸张，虽然是件小事，但是表现出了中国人的性格逻辑。[2005-9-8][2006-7-6修改]

中国人漫谈：熟人社会

10多 年前我陪一个新加坡商人朋友去山西，吃饭的时候，他跟当地接待他的人说，很想投资一个商场。我按照当时了解的政策，插话说中国商业目前还不对外资开放。不 料主人说，不碍的，咱们有人。过了几年，我又跟这位新加坡朋友相见，他跟我说，奇怪呀，在中国呢，合法的事情，你要是没有熟人，也办不成。不合法的事情， 你要是有熟人，也能办成。

这使我想起了“熟人社会”这个词。社会学家 费孝通先生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写成的那本有名的《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了“熟人社会”这个概念。所谓熟人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以血缘裙带关系为核心，以 相互报偿为希望，相对独立于全社会的一个小型合作团体。在乡村，一个村落也就是一个团体的界限。在村落内部，王法是管辖不到的地方。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中文名：明恩溥]的 《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也介绍了中国社会的这个现象。这个形成于乡村的处世规则，随着乡村人走出来，也带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我小的时候不得不学习的毛 选，其中有一篇文章叫《反对自由主义》。在这篇文章里面，毛泽东列举了十一种自由主义现象，第一种就是“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 事、老部下，明知不对，也不同他们作原则上的争论，任其下去，求得和平和亲热。或者轻描淡写地说一顿，不作彻底解决，保持一团和气。结果是有害于团体，也 有害于个人。”

小农生产方式固然是形成这种处世规则的条 件，但不是唯一的条件。否则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欧洲中世纪农村没有出现中国这么突出的熟人社会特征。费孝通认为这是中国传统儒家礼教的灌输的结果。我严重地 同意这个观点。儒家礼教提倡以德治国，这个出发点固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礼教的德，却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尊卑有别的等级制度上的。纵向有君臣，父子，夫 妻这样的上下等级关系，横向的则生出亲近与疏远的等级差别。自家是一个核心，然后同村，然后同乡，然后同县，然后同省，然后同党，就这么一圈一圈地规定出 了亲近与疏远的差别。也就是费孝通说的“差序格局”。这种熟人社会处世规则是与现代社会要求的公平法治相抵触的。很多不公平的事情，都可以从这个熟人社会规则找到根源。熟人社会规则是儒家礼教糟粕当中最有害的一部分，至今流毒仍在，成为中国社会进步的绊脚石。

与内外有别的熟人社会规则相对的观念是平等 观念。平等是人类弱势群体共有的理想。强势群体不喜欢平等，喜欢维持现状。西方基督教中的平等思想起源于犹太民族这个弱势群体。耶稣基督时代，犹太人是个 被罗马帝国征服的，受欺压的少数民族，因此基督耶稣宣扬人人相爱。创立之后，迅速在被罗马帝国征服的其他地区社会底层传播。后来启蒙主义吸收了基督教的平 等思想，扬弃了基督教的禁欲思想，为西方现代人权主义法治建立了思想基础。

中国古代墨家是中国的基督教。墨家提倡兼 爱，主张平等地爱一切人。但是中国当时不存在象犹太人那样，用割礼明显地区分于其他人，并受到压迫的少数民族。而是一个一个彼此相同的家庭，氏族，村落， 于是提倡先爱父母，先爱自己家庭的儒家学说终于排挤走了墨家的兼爱学说。假如秦朝维持长久一些，深受秦国之压迫的原六国民间，很可能会接受墨家。然而秦朝 命短，汉朝取而代之。之后大规模的民族矛盾表现为汉帝国与匈奴部落的冲突。而汉朝内部则没有多少民族矛盾，于是人们自然喜欢接受先爱父母先爱自家的儒家学 说。墨家从此也就衰落了。这是中国的不幸之一。

但是平等的思想，并没有消失。每次弱势群体起义反抗的时候，都会打出平等的口号。然而他们一旦得势，就名正言顺地先爱自己的家，重新建立一个等级社会。中国不幸地处于这个恶性循环之中。[2005-9-9]

中国人漫谈：面子

中国人漫谈：面子

中国人好面子，这是现代西方人感到中国人与他们不同的一个重要特点。在西方及日本产生广泛影响的，由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撰写的《中国人的性格》这本书，其第一章的题目就是“保全面子”。即使这位传教士不写这本书，我们中国人自己也知道，我们的确比西方人更看重面子。

好面子，对于中国人来说，都知道指的是什么意思，但是如何归纳和分析面子的实质，又是非常不容易的。史密斯说“为了理解‘脸面’的意思，哪怕是作不完整的理解，我们也必须指出，中国人具有强的爱演戏的本能。” 至于爱演戏的本能是怎么来，他没有说明。他还说“宁死也要保住面子，这对我们[西方人]来说，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吸引力。”换句话说，西方人没有这个爱演戏 的本能。显然，这位传教士说的这个本能，似乎跟我们今天所说的本能概念是不同的。今天我们知道，人类的本能是自然属性，全人类都是一样的。显然，中国人好 面子不是出自本能，而是出自另外一种东西。

上个世纪中国发生的最大的一起保全面子的事件，是满请朝廷面对占领首都北京的八国联军，如何保全慈禧太后的面子的争执。八国联军开始提出惩办祸首，这个名 单上慈禧老太后的名字赫然在上。朝廷断然拒绝，表面上准备坚持抗战到底，但是朝廷知道自己现在不是八个列强国家联盟的对手，急于求和。列强也看透了满清朝 廷的保全面子的弱点，于是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议和条件，这就是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慈禧太后见条约上把她的名字从祸首的名单上拿了下来，转忧为大喜，欣 然同意了条约的签订。为了这个老太太的面子，中国政府宁可丧失巨大的权益。

毫无疑问，人类天生都有耻辱感和荣誉感。但是为了维护这种表面的感觉，宁可失去实际的物质利益，就是好面子的本质。史密斯在他的书中也举例，一位仆人不小心丢失了主人的一件东西，他知道必须赔偿，或者被扣掉相当数目的工钱，于是他提出了辞职，并傲慢地说：“用来赔偿那支银匙子的钱，我不要了。”这样，“面子”没受到损伤。

为什么中国人好面子，穷其根源，不是本能，而是千百年来儒家礼教的后遗症。礼教主张正面教育，告诉人民什么是好，不断地教育人民如何按照好的标准去做人。 这个所谓好的标准是由建立在尊卑有别等级制度上的一套极为复杂的道德规范所构成的。今天看来，这些道德规范有精华的部分，也有糟粕的部分。本文不讨论礼教 的精华与糟粕的区别。只是要说明，中国古代社会，在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双管齐下的外儒内法长期统治下，已经将这套复杂的道德规范，深深地刻在中国人的脑海 中。所以中国人的耻辱感和荣誉感就特别的强烈。启蒙运动之后的西方人，以法治国为主，[当然西方的依法治国与中国 的法家是不同的。]而基督教的道德说教，也没有中国的礼教那么复杂繁琐。因此，西方人认为除了法律上禁止的，其他的行为就是我自己的事情，没有什么好坏分 别，利益最重要。拿吃饭来说，几个西方人一起，结账的时候个付个的，没有什么不道德的。而中国人认为这样很不义，总是争着付帐，如果召集人要求大家个付个 的，是一件很丢面子的事情。在这样的日常小事上，中国人脑子里面就有“义”这个道德标准，而西方人的脑子里面就缺少这些。西方人的孩子，经常直接呼喊父母 的名字，而中国人的孩子则不敢，因为中国孩子脑子里面有“尊”这个道德标准，而西方孩子脑子里面就缺少这些东西。中国人的父母要是被孩子叫了大名，是件很 丢面子的事情，而西方的父母则认为这没有什么。正因为西方人的不好面子，法制在西方更容易贯彻。而在中国，面子往往跟法律冲突。熟人之情义，面子磨不开， 往往影响法律的公正执行。如果坚持法律公正，则势必违背熟人的情谊，不给面子。这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是很难做到的。

不 过，如果一个人完全不要面子，拿中国的俗话来说，就是不要脸。这也是不对的。但是太好面子，在经济竞争的现代社会，总是要吃亏的。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是 个国际竞争的局面。商鞅认为好面子的儒家学说一定会导致国家“必贫而削”。所以在那个竞争的时代，也没有任何国家接受儒家学说。倒是到了汉朝大一统的时 代，消除了国家之间的竞争，朝廷垄断了重要的工商业，也没有必要鼓励民间经济自由竞争，于是开始奉行儒家学说。从此，中国人的面子，就一步步地树立起来 了。两千年后，不要脸的西方列强打了过来，好面子的中国人则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2005-9-1]

中国人漫谈：做官情结

中国人漫谈：做官情结


中国人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做官情结。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对这个问题，做过重要论述。柏杨先生说，“过去知识分子读书的目的，就在做官。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场”，是由科举制度形成，一旦读书人进入官场之后，就与民间成为对立状态。”

官的问题，是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所在。秦汉之前，中国还属于分封制，贵族势力举足轻重。也就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封建主义的那种含义。秦汉之后，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于是封建制度走到了历史终结。后来人们说中国历史在辛亥革命之前属于封建制，是用错了概念。这个问题，李慎之先生早有令人信服的论述。那么秦汉之后到满清，中国应该是个皇权专制社会，也就是中央集权专制社会。这个社会制度，有消除独立割据势力，维护国家统一的积极一面，但是管理国家各级政府部门的官员，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这个集团，从中国建立集权专制制度那天开始，就独立地对中国历史发展，发生作用。早期翻译马克思《资本论》的王亚南先生，发现了中国历史这个特殊性，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就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先生在他的《人类与大地母亲》这本论述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著作中，也指出汉朝“做官的儒生们在精神上已经成了法家，他们以法家的残忍为之尽职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皇帝的利益。到这时，这一新的特权阶级已经使自己处于牢固的地位。”这个特权阶级，就是集权专制主义的官僚阶级。

中国的官僚阶级不是地主阶级的附庸，而是一个独立的集团。这是集权专制主义制度所决定的。他们利用权力把自己变成地主，但是对于没有权力依靠的地主，同样采取打击压制的政策。所以历代民变，都有中小地主参加。这说明了中国农民与官僚阶级的阶级矛盾，是中国集权专制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也印证了“官逼民反”这一中国古代民谚。官僚阶级的利益，是靠着凭借国家的名义，堂而皇之进行掠夺和分配的，同时还参杂着大量贪污受贿等非法手段。而中国的集权专制制度又没有权力制衡的政治结构，所以也无法杜绝贪污这一延续中国两千年历史的丑恶现象，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根除。

而这样的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又是儒家学说所不反对的，虽然儒家的政治楷模是尧舜禹文武周公时代，但是儒家理论仍然把希望建立在出现明君，这样一种集权人治的理想上，而从来没有对集权专制，进行过任何否定。儒家的四书五经是过去中国人接受教育的核心教材。这些经典所灌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论，是儒家育人的理想，希望培养出治国平天下的人才，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当干部的人才。实际上就是灌输做官的理想。这个读书做官的教育传统，直到今天仍然还有影响。

到底是儒家思想设计了中国的集权专制主义制度，还是集权专制主义制度改造了儒家思想，这是一个深刻而复杂的学术问题，有待于弄清。无论如何，在中国古代，官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尽管官僚的权威来自皇上，但是老百姓见不到皇上，他们只能见到皇上的代表，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到来自官僚本身的权威。而科举制度的设计，又向普通百姓展示了一条做官之路，于是寒窗十年，一朝为官，作威作福，成为中国百姓的人生彩票。

在中国的传统意识中，人分四类，士农工商。士就是官，包括在朝的官也包括正在读书准备做官的人，和退休回家的官。官是排在最前面的。对于古代的中国人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观念，也是一个现实。商人虽然有钱，但是一有风吹草动，就先受到打击。而做了官，地位高尚，权力无限，自然金钱流了进来。所以用金钱交换权力，买官鬻爵，以官位作为自己人生价值的实现。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十分突出的现象。


最有意思的是，四民之外还有流寇草匪。本来他们是一种反抗官僚阶级的社会力量，但是许多流寇草匪把占山为王，地方割据，作为向朝廷要官的砝码，最后以诏安做官为终结。可见做官情结之深。这个问题，吴思先生研究得最为透彻。中国古代的民变，或者说农民起义，无一不是以打到京城做皇帝，当这个天下最大的官，为自己的最高理想。没有任何一个农民起义领袖愿意设计出一个由人民决定君王下台的政治机制，一旦他们做了皇帝，就变本加厉地推行集权专制主义，一代胜过一代。这也是中国人做官情结在起义军领袖思想中的反映。

今天的中国人，平等意识已经开始普及，但是仍然还不强盛。官为大的观念，仍然没有彻底扫除干净。做官情结，仍然是中国人的一个性格弱点。[2005-9-1][2006-7-3修改]

中国人漫谈：为什么好斗？

国 人过去的传统观念之一，就是小辈服从大辈，全家服从家长。从家庭推广到社会，县官是全县人民的家长，所以叫做父母官。皇帝是全国人民的最高的家长。这个秩 序不得怀疑，必须遵守，否则就是犯上作乱。如果读一遍孔子的《论语》，就知道原来这个思想传统是来自这里。我真希望这不是这位讲仁爱的孔老先生说的，而是 后来的别有用心的人强加到他身上去的。

但是不幸的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就是以孔子 的名义，世世代代用这样的尊卑等级观念，来教育人民的。也许儒家有主张人人平等的思想，但是等级思想与平等思想是不可调和的矛盾，要肯定等级，就势必否定 平等，根本不可能违背事物逻辑地同时存在。有的学者考证出来儒家有主张平等的思想，但是在等级思想的框架之内，平等思想只能是空谈。道理很简单，任何一个 人都希望爬上一个等级，同时也不希望别人爬上一个等级。平级之间的关系，注定是互相压制的。

儒家等级思想教育的结果，就是把中国人训练 成为一群欺软怕硬的一群人。上为硬，下为软，对上恭敬，对下严肃。这还算是好的。而很多人极其夸张地对上献媚，对下凶残。笑脸与凶相可以在一个人脸上，针 对不同的对象，短时间地迅速变换。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反抗这个等级，取而代之。19世纪美国传教士史密斯曾经有这样一个形容。中国的社会是个立方体。变革不是被打碎，而是被推倒，原来的底面变成了上面，位置变了，但是社会等级结构不变。这说明了等级思想对社会发展的危害。

即便我们承认这种社会等级的存在，那么一个 社会除了有上下级关系之外，毕竟还有平级的个人，家庭和阶层吧。这些平等的关系，如何相处呢？儒家拿不出办法。接受等级观念的人们，依据等级观念的思维逻 辑，就要把本来平等的阶层，人为地划分出等级来，然后决定自己的态度。例如同样是皇帝下面的臣民，还要要分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出来，士为最上，商为最下。 上面的就瞧不起下面的。下面的就暗地里痛恨上面的。同朝为官，上下关系好处，同级的则互相猜疑，互相鄙视，互相拆台。那位被枪毙的前安徽副省长王怀忠，临 死前说了一段令人深思的话：单位是 一棵爬满猴子的大树，向上看全是屁股，向下看全是笑脸，左右看全是耳目。这不是王怀忠的处世哲学，而是中国官场上的一个现实。老百姓之间，一定要分出老乡 和外乡人出来，分出河南人还是上海人出来。夫妻两个，一定要分出一个主从出来，等等等等。然而任何人生来都不愿意被压迫，被歧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这 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互相看不起，互相不团结，喜欢内斗的思想根源之一。

中国的皇权专制社会已经被推翻了。但是这种 等级观念的思想惯性处处都是。家长总是关心孩子是班上第几名。结果弄得全班除了第一名，其他孩子心理都不高兴。同样是老百姓，见面互相给个笑脸，然后心里 马上拿自己跟对方比出一个高低来，然后决定自己的态度。不仅人与人的关系要排出个名次，就是国与国之间，也要排出一个名次。对于美国，没有人敢否认美国强 大，于是仇恨就生了出来。对于印度，觉得比中国穷，就处处流露出鄙视的态度。对于日本，分不出上下，于是痛恨与鄙视兼有。

尊卑上下的等级观念，除了正面培养奴才，反 面培养造反派之外，我看不出来有什么其他好处。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开始了一场深刻的思想革命运动，建立人人平等思想，扫除等级观念，是历代志士仁人的历 史使命。但是经过两千年的灌输，要想在短时期内扫除，也是不可能的，一有机会，等级观念就会死灰复燃。文革的时代，是中国经济上相对平等的时代。但是从那 一代过来的人都知道，那个时代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等级。城市户口比农村户口高一级。全民所有制工人比集体所有制工人高一级。大百货商场售货员比小吃店售货员 高一级。工人出身比地富反坏右出身高一级。革命干部比工人又高一级。革命军人又比革干高一级。等级重重，严密又森严。那真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年代。

今天的中国，已经比那个年代进步多了，但是等级观念的残余仍然没有扫除干净。建立人人平等，相互友爱的观念，仍然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2005-9-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