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漫谈：做官情结

中国人漫谈：做官情结


中国人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做官情结。柏杨先生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对这个问题，做过重要论述。柏杨先生说，“过去知识分子读书的目的，就在做官。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场”，是由科举制度形成，一旦读书人进入官场之后，就与民间成为对立状态。”

官的问题，是中国历史的特殊性所在。秦汉之前，中国还属于分封制，贵族势力举足轻重。也就是马克思学说中的封建主义的那种含义。秦汉之后，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于是封建制度走到了历史终结。后来人们说中国历史在辛亥革命之前属于封建制，是用错了概念。这个问题，李慎之先生早有令人信服的论述。那么秦汉之后到满清，中国应该是个皇权专制社会，也就是中央集权专制社会。这个社会制度，有消除独立割据势力，维护国家统一的积极一面，但是管理国家各级政府部门的官员，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这个集团，从中国建立集权专制制度那天开始，就独立地对中国历史发展，发生作用。早期翻译马克思《资本论》的王亚南先生，发现了中国历史这个特殊性，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就写了一本书，叫做《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先生在他的《人类与大地母亲》这本论述世界文明发展史的著作中，也指出汉朝“做官的儒生们在精神上已经成了法家，他们以法家的残忍为之尽职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皇帝的利益。到这时，这一新的特权阶级已经使自己处于牢固的地位。”这个特权阶级，就是集权专制主义的官僚阶级。

中国的官僚阶级不是地主阶级的附庸，而是一个独立的集团。这是集权专制主义制度所决定的。他们利用权力把自己变成地主，但是对于没有权力依靠的地主，同样采取打击压制的政策。所以历代民变，都有中小地主参加。这说明了中国农民与官僚阶级的阶级矛盾，是中国集权专制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也印证了“官逼民反”这一中国古代民谚。官僚阶级的利益，是靠着凭借国家的名义，堂而皇之进行掠夺和分配的，同时还参杂着大量贪污受贿等非法手段。而中国的集权专制制度又没有权力制衡的政治结构，所以也无法杜绝贪污这一延续中国两千年历史的丑恶现象，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根除。

而这样的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又是儒家学说所不反对的，虽然儒家的政治楷模是尧舜禹文武周公时代，但是儒家理论仍然把希望建立在出现明君，这样一种集权人治的理想上，而从来没有对集权专制，进行过任何否定。儒家的四书五经是过去中国人接受教育的核心教材。这些经典所灌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论，是儒家育人的理想，希望培养出治国平天下的人才，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当干部的人才。实际上就是灌输做官的理想。这个读书做官的教育传统，直到今天仍然还有影响。

到底是儒家思想设计了中国的集权专制主义制度，还是集权专制主义制度改造了儒家思想，这是一个深刻而复杂的学术问题，有待于弄清。无论如何，在中国古代，官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尽管官僚的权威来自皇上，但是老百姓见不到皇上，他们只能见到皇上的代表，他们实实在在地感到来自官僚本身的权威。而科举制度的设计，又向普通百姓展示了一条做官之路，于是寒窗十年，一朝为官，作威作福，成为中国百姓的人生彩票。

在中国的传统意识中，人分四类，士农工商。士就是官，包括在朝的官也包括正在读书准备做官的人，和退休回家的官。官是排在最前面的。对于古代的中国人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观念，也是一个现实。商人虽然有钱，但是一有风吹草动，就先受到打击。而做了官，地位高尚，权力无限，自然金钱流了进来。所以用金钱交换权力，买官鬻爵，以官位作为自己人生价值的实现。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十分突出的现象。


最有意思的是，四民之外还有流寇草匪。本来他们是一种反抗官僚阶级的社会力量，但是许多流寇草匪把占山为王，地方割据，作为向朝廷要官的砝码，最后以诏安做官为终结。可见做官情结之深。这个问题，吴思先生研究得最为透彻。中国古代的民变，或者说农民起义，无一不是以打到京城做皇帝，当这个天下最大的官，为自己的最高理想。没有任何一个农民起义领袖愿意设计出一个由人民决定君王下台的政治机制，一旦他们做了皇帝，就变本加厉地推行集权专制主义，一代胜过一代。这也是中国人做官情结在起义军领袖思想中的反映。

今天的中国人，平等意识已经开始普及，但是仍然还不强盛。官为大的观念，仍然没有彻底扫除干净。做官情结，仍然是中国人的一个性格弱点。[2005-9-1][2006-7-3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