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漫谈：公共意识的缺乏

中国人漫谈：公共意识的缺乏

史密斯在1890年写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第十三章讲述中国人“缺乏公心”。他拿道路举例子。乡下农民他在道路两旁扩展沟渠和田埂，使道路越来越狭窄，交通也更为困难。车夫在马路中间装卸货物，过往的人只能等到他干完活才能通过。农夫砍树，他会把树横倒在路上，过往的人只能等到他把树砍断、搬开为止。城里人呢，北京宽阔的街道两旁排满了各种货摊，这些地方本不是摆摊之处，如果皇帝经过那里，这些货摊都会很快搬走，皇帝一走，又都回到原处，阻塞交通。

道路在西方人看来是典型的公共设施，当他看到中国老百姓如此对待公共设施，自然得出中国人缺少公心的结论。同时他也看到中国的政府官员同样缺少公心，对道路这样的公共设施不注意管理和维护，严重失职。最后，他又说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缺少公心，还有领头造反的志士仁人，为了大众的利益，甚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老百姓对待公共设施的缺乏公心的表现，其实也不是中国人特有的。看一看狄更斯时代的英国伦敦贫民区，同样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当然还是这个道理，西方人不能做到的，不能成为中国人不去做的理由。公共意识的缺乏，的确依然是当今中国人的一个问题。今天你在西欧的道路两边绝不可能找到“光缆不含铜，偷盗要判刑！”之类的标语。如果史密斯活到今天，我相信他会把有的中国人为了卖铜，盗窃电缆的事情写进去。

人的本能都是自私的，因此公共意识不会自发产生，就连天子也不会自发地产生。在史密斯生活在中国的那个年代，走出青砖铺地的皇宫，就是泥泞的黄土道路。皇帝想不到要为市民铺一条没有泥泞的道路。同样，权贵们精致的四合院内也是清砖曼地，曲径通幽。他们也没有想到为市民大众铺设一条没有泥泞的道路。以致北京人出门上街回来，进院子之前，要用掸子抽打抽打身上的尘土，才能进门。这个习惯直到新中国把北京城市道路全部柏油化之后，才从北京人的生活中消失。而同时代的上海，青岛，哈尔滨等洋人的殖民地，都在城市主要街道铺上了石板或者柏油路，形成鲜明的对照。京城的下水道，同样也是这样，出了故宫，就是明沟，全城的污水通过明沟排向城市的东南角出城，形成一条肮脏发臭的龙须沟。这对于进入现代社会的西方人来说，是难于理解的。

古罗马下水道，是在居住在古罗马城内一个人数众多的强大的贵族集团的压力下，而建设成的。而中国的皇家集权专制政府，没有其他势力能跟它抗衡，因此这样的政府也绝对不会积极主动建设造福于公众的公共设施，哪怕是为了官僚阶级的福利，皇家也是不肯。中国的官僚阶级尽管也是十分凶狠，但是他们在君王面前就是奴才。奴才们是不敢公开提出自己的利益，只是悄悄贪污的干活。至于城市间的官道，没有军事上的重大需要的时候，朝廷也是想不倒维护和建设的。治河，不是为了造福人民，而是防止人民造反。孔子主张“天下为公”，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但是这个美好愿望，在集权专制主义时代，一天都没有实现过。天下变成了家天下，不是公天下。老百姓看不出什么是公家财产，都是皇家的私人财产。这样的制度下，怎么能培养民众的公共意识呢。史密斯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作为政府，尽管是百姓的家长，但更多的是在照顾自己，而不是照顾他的家庭。”

还拿公共道路问题来说，今天仍然存在。货车超载会严重损坏公路，这是中国高速公路管理上的一个大问题。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建立一只检查队伍，将超载车辆坚决地赶下公路，然后盘问超载货车是从那个路口放行的，然后将那个路口的值班人员撤职查办，一定能够解决问题。但是这个办法，高速公路管理部门不喜欢采纳，他们喜欢对超载货车征收罚款，然后放行。超载货车司机都事先预备好罚款，因为缴纳一定数量的罚款，比减少载货吨数仍然划算，所以公路超载问题，始终不能解决。罚款变成了公路管理部门的收入，至于公路损坏了怎么办，那是国家的问题，跟我部门无关。这些人想的不是公共设施的保护，而是利用管理权力创造收入。谁来监督他们？不知道。有没有管理法规？有，但是管理法规就是管理部门自己写的。那么审批法规的人大代表怎么说？不知道，这些代表都认为当上代表是个荣誉，至于什么法规不法规的，跟着举手就得了。这样的一个政治体制，怎么能够培养公民的良好公共意识呢？[2005-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