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漫谈：缺少博爱精神

中国人漫谈：缺少博爱精神

中国人缺少博爱精神。什么是博爱？就是对全社会成员不分等级远近，一视同仁，友好相待。说到这里，大家都明白，中国人不缺少爱，而是喜欢把人分门别类，并对之采取不同的态度。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曾经形容，中国的社会好像石头扔在水里激起的一圈一圈的波纹。家庭是中心，然后邻里，然后同乡，等等。有两家人，就先爱自家人。有不同邻里的人，就先爱近邻。有不同乡的人，就先爱老乡。有不同学的人，就先爱同学。有不同党的人，就先爱同党。所以一群中国人，相互之间总是没有平等的关系，总是分出高低上下，远近亲疏，然后组成不同的小团伙。团伙与团伙之间斗争。团伙内部还有本家外家之分，所以团伙内部也是斗争。这就是中国人喜欢内斗的思想根源。

古代墨子曾经提出兼爱，希望人们不要有亲疏远近之分，一视同仁。但是主张等级仁爱的儒家攻击墨家，认为墨家把君王和父亲放在与别人相同的位置上，就是无君无父。如此主张，皇帝自然喜欢儒家，讨厌墨家。渐渐墨家的平等兼爱逐渐衰落，儒家的等级仁爱成为统治中国人精神的主要思想。

中国很早就形成统一的大陆国家。其中有分裂时代，但是都很短暂。这与分裂长久，统一短暂的欧洲不同。中国历史大部分时间不是强调内部社会和协，团结一致，统一对外。而是维护社会内部的等级差别和上层特权，压制底层社会的反抗，防止造反。所以中国历史以内部阶级斗争为主线，而不是欧洲那样以外部民族斗争为主线。由于缺少民族之间的竞争，所以社会内部也缺少追求和谐的动力。大社会的观念在中国人的脑子中特别薄弱，取而代之的是家庭，或者团伙。家庭或者团伙，就是一切，管你生，管你死，岂能有不先爱自己家，自己团伙的道理？

因为没有博爱，所以就没有平等。没有平等，就没有和谐。没有和谐，什么事情都无法好好商量，于是就没有民主。这是中国迟迟不能迈进政治现代化大门的原因之一。

中国与西方接触之后，一些爱国的知识分子发现西方的社会制度是建立在基督教的“自由，平等，博爱”这一人道主义精神上面的。于是也开始向国内宣传自由平等博爱思想。为三民主义奋斗一生的孙中山先生，他的陵墓入口的牌楼匾额，就是博爱两个大字。这表现了他的崇高理想。

但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易接受阶级斗争的观念，不易接受博爱的观念。阶级斗争的确是个社会存在。但是阶级之间的斗争，人与人之间的斗争，都不是人类正常的理想。正常的理想是博爱。也许现在不存在，但是将来会实现。把博爱当作理想，就会走上平等自由的道理。把阶级斗争当做理想，就会走向自相残杀的道路。遗憾地是，许多中国人接受了阶级斗争的理论，并在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仍然不放弃这一反人类的思想观念，结果导致了反右，文革大革命等荒唐的历史悲剧。

今天，阶级斗争理论已经被“三个代表理论”所替代，这是一个不可低估的伟大进步。但是中国人脑子里的博爱意识依旧很薄弱。我们应该放弃只爱自家，只爱自己小团伙的狭隘义意识，去追求全社会的平等相待，友好相处。[2006-7-27]

中国人漫谈：小团伙意识

中国人漫谈：小团伙意识

集体主义是相对个人主义来说的，在中国历来被当作一种美德。如果你观察身边的同胞们，很少有西方那样的个人主义者，而都是某种集体主义分子。这个集体可能是个家庭，可能是个朋友圈子，可能是老乡，可能是同学，可能是同一个单位或者同一个部门，也可能是同一个政党。大多数人奉行集体主义，自觉地抵制个人主义。他们是好孩子，好家长，好朋友，好同乡，好同事，好战友。但是，唯独不是好公民。

什么是公民？公民指的全社会的组成成员，好公民指得是遵纪守法的公民。中国是一个大社会，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一个中国公民。但是，假如几个北京人团结起来，欺负河南人。那么这几个北京人，虽然他们之间是好同乡，但不是好公民。因为他们的行为破坏了全中国社会的稳定性。还例如，一个姓张的家族团结起来，欺负姓李的家族。这些姓张的人彼此之间都是好家长好孩子，但是他们不是好公民。他们以集体主义的名义，破坏全社会的和谐，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生活中比比皆是。

全中国社会也是一个大集体，但是为了与小集体区别出来，我们用公民社会来这个概念。那么公民主义意味着全民公正的意识，意味着对小集体主义的否定。我们把个人，集体，公民社会这三个层次划分出来，就可以看出，中国最缺少的是公民意识，公民主义。

也许有人会认为第三个层次不就是国家吗？不是的。国家这个概念按道理应该包括全社会。但是在中国，国家往往指的是政府和政府属下的企业和其他机构。在中国，国家变成了一个变相大集体。国家是中国大社会当中的一个最大的最强有力的集体。所以我这里用“公民社会”这个概念来区分所谓的国家，用公民主义来区分所谓的国家主义。

一个和谐的社会，应该是保证每一个公民有自由追求幸福的共同体。在这个的社会里，个人主义与公民主义和谐共存。个人与公民社会没有冲突，没有脱离个人的所谓公民社会利益。公民社会的利益只能等于个人利益的总和，而不是个人利益之外，还有一个单独的公民社会利益。

但是在中国，个人与公民社会之间，多出一个集体的层次。而众多集体之间，存在利益冲突。张家跟李家有冲突。王村跟赵村有冲突。河北跟天津有冲突。等等，等等。在个人主义和公民主义之间，中国多出一个集体主义，这表现为家族主义，地方主义，部门主义，同党同僚主义，还有一个貌似公民主义其实也是集体主义的国家主义。

这些个人与公民社会之间的集体，对下成为压制个人自由的力量，对上成为破坏公民社会公正的力量。百害而无一利。然而最可悲的是，中国历来把集体主义当作美德。例如桃园结义的“义”就是一种典型的集体主义美德。这个“义”不是全人类公平，或者至少全社会公平，而是追求小团体的最大利益，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而在牺牲自己的生命同时，也给其他人带来了伤害。自己没有得到幸福，也破坏了他人的幸福。在这种美德之下，好像集体就代表正义，在正义的名义下，集体内部的个人受到压制，集体外部的个人受到欺凌。这就是中国个人主义悲剧，也是中国公民主义的悲剧。

集体主义，说穿了就是小团伙意识。小团伙意识，是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的最狡猾的敌人。[2006-7-2]

中国人漫谈：自以为是

中国人漫谈：自以为是

美国人传教士明恩溥写《中国人的性格》一书，其中说到了中国人有一个特点是“顺而不从”，其中一个例子相当典型：医生给中国病人仔细地做了检查，然后开了药；并反复叮嘱什么时间吃药，吃多少，千万别搞错；病人生怕忘了这些详细的规定，来回一两次，才算搞清楚；可是一到家，他就一口把两天的药都吃了下去，因为疗效的好坏肯定与药量的多少成正比。

今天的在中国的德国工程师同样发现这个问题，告诉中国工人这个螺丝钉要拧10转。对于木头脑袋的德国工人来说，这个不成问题，没有人去违反。然而到了中国人这里，多少转的都有，就是很少有拧10转的。大家都认为自己的正确。我还读过一个贴子，讲作者本人在日本的感受，他给日本人讲授做中国菜，他说酱油少许，日本人不明白什么是“少许”，一定要问清多少毫升，他无奈只好用一个小汤勺，说一勺。后来他发现，日本人做这道菜的时候，都老老实实地放一勺酱油，没有人敢多，没有人敢少。贴子的作者说，这种情况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

孙中山也发现了这个问题，认为中国人是一盘不听话的散沙，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太多。对中国人这个分析，构成了孙中山军政，训政，宪政三大阶段的理论基础。

为什么中国人这么自以为是呢？这就是中国的浓厚的小农意识传统。小农意识不是儒家为代表的官僚意识，也不是阿Q为代表的游民意识，而是大量的自给自足的自耕农的意识。在古代中国，皇权不下县，乡里的农民如果没有官司，按期交皇粮，一辈子都可以不跟官府打交道。剩下的事情就是自己做主，看天吃饭。除了代表老天爷的龙王，小农心里不再敬畏其他的权威。这种社会结构是古代中国独特的，造成了中国小农自由自由，自以为是的独特意识。欧洲农民经过了漫长的农奴时代，城市中的手工业行业规矩也比中国的行会规矩多得多，加上基督教对人民的驯服教育，欧洲普通民众就显得比中国民众老实得多，听话得多。这也是西欧实行法治民主的一个良好心理条件。而中国小农的束缚比欧洲的农民少。在历史书上所描述的那个可怕的集权专制的皇权，到县城也就为止了。历史学家黄仁宇把这个社会结构，比喻成为双层面包。

当然在古代中国县城以下，并不是一个民主社会，而是一个家长社会，家长自由最多，而家庭成员的自由，根据其地位，依次减少。所以中国社会基层的矛盾，往往体现在年轻人跟家长的矛盾上面。尽管矛盾很尖锐，但是仍然有血缘温情。年轻人中间，长子地位高些，反抗性少一些，最小的儿子地位低些，反抗性最强。如果读一下巴金的小说《家》，就是最典型的说明。同样，这种基层社会结构，如果没有新的思想冲击，不会导致平等的民主，而是对家长的取代，熬到自己做家长的那天，然后为所欲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以家庭为主，而是以契约为纽带，进行广泛的单个人的分工合作。契约表现在企业里面就是合同，包括劳动合同，契约表现在在政治里面就是法律。但是中国的小农意识搞不懂契约，喜欢自由自在。一个年轻人摆脱了家长束缚，有一种获得自由的解放感觉，认为自己做了自己的家长，对于契约十分藐视，于是就处处表现出“自以为是”的性格出来。当然，官员们也不比谁高明，身上同样也有这种小农意识，藐视政治科学，自以为是。这让中国本来就很艰难的社会发展进程，更加雪上加霜。

民主，不可怀疑的是中国未来的方向，但是中国人，无论是百姓还是官员，都要懂得自由并不是没有规则，首先也学会服从那些公共规则，然后才是自己的个人空间。[2005-9-26]

中国人漫谈：中国人保守吗？

中国人漫谈：中国人保守吗？

就中国人性格的问题，我写过好几个贴子，都是批判儒家思想的。有朋友问我，难道儒家一无是处吗？我说不。儒家还有很多好的品质。这个贴子，就是讲儒家的宽容精神的。

可爱的美国传教士史密斯在1890年写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里面说中国因循守旧，原因是统治中国思想的儒家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求改革的思想。

如果他还活着，我想问他，那怎么理解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共和民主国家呢？1911年，中国在亚洲第一个推翻了皇帝。从此结束了皇帝在中国统治历史。有人会叫真儿说，那日本呢。日本保留了天皇，没有中国彻底。中国彻底把皇帝给废了。

还有，那怎么理解中国是亚洲第一社会主义国家呢？1949年中国开始了生产资料公有化的革命。有人叫真儿，那外蒙古比中国早。可是那个时候，谁承认外蒙古是个国家了？那是从中国闹独立分裂出去的。那北朝鲜也比中国早。可是北朝鲜明明白白的，不是金家王朝吗？所以我坚持认为中国是亚洲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自从中国人跟西方世界接触以来，到西方开过眼的那些儒教徒，回来就说西方好，我们要学习他们。于是大家先发现了共和民主，都起来搞共和民主。接着有人说共产主义比共和民主还要新潮，我们直接学习最新的，不就结了。于是大家起来搞共产主义。接受共和民主和共产主义的那代中国人，那个不是先由儒家教育出来的呢？

在史密斯先生崇拜的《圣经》上说，要判断这颗树好不好，只要看它接什么果实就知道。看看我们那些被儒家培养出来的中国人，就知道儒家虽然好古，但是并不反对革新。儒家讲宽容，孔子教导他的学生们要“尊贤而容众”，就是尊敬好的，容纳不同的。所以儒家是一个谦虚的思想体系，善于兼收并蓄。比比世界上有的宗教来说，就更清楚地看出儒家的宽容来。

我已经也曾经问过自己，儒家反对革新，是没有办法，才让西方思潮钻了空子，溜进来的。后来阅读历史才知道，不是西方思想偷偷地钻了空子，而是儒家宽容地打开了大门，让西方思想进来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清朝末年有个基督教英国浸信会传道士李提摩太，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除了传播上帝福音，行善赈灾之外，还传播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西方社会科学知识，这里面甚至还包括新兴的马克思主义。1890年，李提摩太担任在天津出版的中英文双语报刊《时报》主笔，宣传西方思想，评论中国时政。即便在21世纪的今天，一个非国家法定指导思想的外国人来担任中国报纸的主笔，那也是万万不可能的。但是居然在100多年前，儒家作为国家指导思想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胸怀让一个非儒教的外国人来当中国报纸的主笔。

李提摩太不是偷偷干的。而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士，儒教徒，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邀请他上任的。至于李提摩太在李鸿章的尊贤容众之下，都写了些什么，手头暂时没有资料可查。不过后来他到上海接手领导一个基督教知识分子协会——广学会，同时出版新学书刊。光绪皇帝为了参考西法和了解西学，找来阅读的129种新书中，该会出版的就占89种之多。我们可以估计到李提摩太所宣传的思想对维新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

1919年，中国学生们上街，教师们办报，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高喊打倒孔家店，传播西方新思想，其中也包括新兴的马克思主义。让我们重温《共产党宣言》最后一句话：“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用暴力推翻现存政府，是任何一个现存政府所不能容忍的。但是当时的民国总统，是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儒教徒，喜欢篆刻书画的徐世昌。他就大大方方的容忍了。连宣传这样的主张都宽容，难道他会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而震怒吗？

后来马克思的信徒，中国共产党的先驱领袖李大钊在1926年遭到了杀害。但那不是儒教徒干的，而是没有任何信仰的土匪军阀张作霖干的。而在此之前的火烧教堂，围攻使馆，那也不是儒教徒们干的，而是一群没有文化的盲众干的。

李鸿章和徐世昌都是儒家培养出来的学者兼政治家，十分谦虚和宽容。如果他们也像张作霖那样不宽容，也像火烧教堂的那些人那样不宽容，今天中国是不是又是一个战乱非洲，或者塔利班阿富汗呢？有人说中国的满清王朝极端顽固，扼杀了戊戌变法，难道不是吗？如果仔细看看历史就知道，被儒学大师教育出来的光绪皇帝要比没文化的家庭妇女慈禧太后宽容得多。至于后来杀害李大钊的张作霖，更是大字不识几个了。

其实中国人并不保守，而是过去因为缺少科学而无知，一旦知道了新的事物好，中国人就积极地接受。至于有的人不接受，那绝对不是什么保守不保守的问题，而是利益不利益的问题。至于新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什么没有先诞生在儒教的中国，这是另外一个复杂的问题。这里暂时说不下了。[2005-9-5]

中国人漫谈：勤劳与意志

中国人漫谈：勤劳与意志


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一书说中国人“勤劳刻苦”，排在全书的第三章，于保全面子，节俭持家性格之后。他观察到中国人比西方人工作时间长，并似乎很专注自己的工作。不仅种地的农民如此，就连中国皇帝，每天在法国国王还在睡懒觉的时候，就上早朝了。拿中国人跟西方人比较，得到一个中国人勤劳刻苦的印象。

我猜想，人类在采集食物的时代，无所谓勤劳与懒惰，饿了就去摘果子，不饿呢，就唱歌跳舞，男女调情。后来，当可以采摘的食物越来越少的时候，人们只能去更远的地方采摘果子，这样用来唱歌跳舞男女调情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后来，现成的果子摘不到了，只好花力气种地，这是人类不喜欢的劳动，但是没有办法。不劳动，就饿肚子，劳动，才能够吃饱。于是渐渐地人类不得不喜欢起劳动来。但是一有机会，人们还是愿意躲避劳动，不然为什么要用劳动来惩罚罪犯呢？

过去孔子老先生教导我们要劳而无怨，就是要把对劳动的讨厌，给压下去。在漫长的农业时代，人口越来越多，而土地资源相对越来越少。要想收获足够的食物，只有精耕细作，这样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那么勤劳这个概念，就成为鼓励人们热爱劳动而生存下去的一个道德工具。农耕地区的人民，勤劳是个普遍的性格特征。而在寒冷干旱的不可耕作的草原，流落在那里的人依靠放牧为生，当人口增加，而土地又无法转变成农田，面临冷死饿死的时候，这里的人只好南下，南边的人不愿意他们过来，于是他们就武装侵犯，进行抢劫，进而占领农耕地区，并定居下来。那里的人，需要的是勇敢。勇敢是鼓励他们作战生存下去的一个道德工具。

无论勤劳也好，勇敢也好，都是违反人类求乐求生这个本性的，因此要做到勤劳和勇敢，就要有坚强的意志。意志坚强的，生存下来，意志薄弱的，被淘汰出去。一代一代积累，南方的勤劳，北方的勇敢，就沉淀成为南北民族的性格特征之一。

勤劳无疑是个美德，但是减少劳动的欲望，也不是错的。西方启蒙时代，西方人从基督教的绝对控制中解放出来，宗教痛恨的人间欲望重新抬头。这股欲望，促进发明了很多代替笨重劳动的机器的发明。这种欲望，后来也成为西方工人运动的深层原始冲动，八小时工作制被争取到了。人们劳动的时间少了，就需要让机器代替人来劳动，进一步促进了工业现代化。人们玩乐的时间多了，就产生了新的消费需求，于是又创造和拉动了新的生产。西方率先走进工业化，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对人的合理欲望的肯定，无疑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中国落后于工业时代，也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对于人的合理欲望的否定，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形成于宋，兴盛于明清的儒家理学，号召“存天理，灭人欲”，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非常消极的作用。当然也有富有远见的中国人，例如清代的戴震，就深刻地指出，无欲无为。也就是说压制合理欲望，就熄灭了创造的冲动。可惜那个时候，他的声音太微弱了。

今天，勤劳仍然是个美德。当勤劳的中国人，掌握了西方人同样的现代生产技术之后，就显示出惊人的创造力。在西欧，到处是中国制造的衣服，鞋袜，玩具，家具，电脑，电视机。今年中国制造的小汽车也进入了欧洲市场。所以我们在叹息祖先耽误了祖国率先工业化的时机的同时，又赞叹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勤劳这个美德，让我们有能力追赶上发达国家。[2005-9-2]

中国人漫谈：清洁卫生意识

中国人漫谈：清洁卫生意识

记得我第一次读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印象特别深的是，柏杨直言不讳地说中国人的几大毛病之一，脏乱居于首位，并举例说，即使生活在美国的华人，跟当地白人比起来，还是脏乱。坦白地说，去过欧美亲眼看过的同胞们，都会有一个印象，那就是人家欧美确实比咱们干净，街道上比咱们干净，家里面也比咱们干净。

说起来中国人也不是不爱清洁。那为什么就比人家差一截儿呢？近距离地观察西方人的生活，才找到了答案。西方人热爱清洁的传统来自基督教。上帝要求他的信徒保持灵性的清洁，并要通过内心的，言语的，道德的，身体的清洁表现出来。虽然基督教主张节俭，但是灵性和外表的清洁比节省几个钱更为重要。西方人把身体清洁，家居清洁，环境清洁看作是灵性清洁的一部分，是件神圣的事情。所以他们为了把自己洗干净，把衣服洗干净，不惜浪费肥皂。清洁比节俭还重要。

基督教在中国虽然有传播，而且中国最早一批西医医院也是教会办起来的，但是信奉的人还不够多。大部分中国人过去信奉儒家学说，现在信奉马列主义，或者信奉别的什么。传统儒家和现代马列似乎都没有关于清洁卫生的具体指示。似乎这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我们中国人的道德核心不是上帝，而是家长。过去全国人民的家长则是皇帝。皇帝只管大事，不管清洁卫生这样的小事。各级家长主要关心家庭成员们要对他尽忠尽孝，其他的教导，就不那么具体了。所以清洁问题在中国从来没有上升到跟灵魂清洁这杨一个信仰的高度。那么中国人遇到清洁与其他问题发生冲突的时候，往往是清洁给其他让路。

首先是清洁排在节俭后面。如果浪费太多肥皂，太多水，太多东西，那就算了，马虎一点就得了。这就是为什么贫穷的中国人不太注意清洁的原因。

其次是清洁排在快乐后面。如果有了时间，在玩麻将与打扫卫生之间选择，那一定是玩麻将优先。中国人知道大赌败家的坏处，但是所谓小赌怡情的观念仍然十分流行。家庭中朋友们之间的不伤大雅的小赌麻将游戏，从乡村到城市，成为了中国人的精神娱乐活动。即使没有打麻将习惯的，清洁往往也排在其他的快乐活动后面。这也就是为什么不少富有的中国人也不注意清洁的原因。

第三，清洁排在治国平天下的大事后面。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群志士仁人，他们遵循着儒家治国平天下的使命传统，把治国平天下当作自己的终身大事。而儒家思想又是一个等级思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的等级思想体现在各个方面。即使是中国的精英们也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要遵守的原则，排出一个上下轻重的等级，不能一视同仁。所以往往注重了大事，忽略了小事。清洁自然不是什么大事，所以被排在后面。这也是为什么一些有思想的中国人也不太注意清洁的原因。

中国人要彻底解决清洁卫生的问题，就要破除等级思想，不仅要人人平等，而且要事事平等。清洁卫生跟治国平天下一样重要。这样才能让我们中国人从里到外干净起来。[2005-9-13初稿][2006/4/28修改]

中国人漫谈：顽强生存

中国人漫谈：顽强生存

《中国人的性格》一书作者史密斯，在该书第一章讲中国人喜欢保全面子，第二章讲中国人节俭持家。跟节俭持家有关系的一个章节，是第十六章“顽强生存”，是讲中国人口问题和中国人的在恶劣的条件下生存的能力。如果你读“节俭持家”这一章，就会知道，史密斯不是讲中国的富人如何节俭持家，而是讲中国的穷人如何凑合过日子。

史密斯写这本书的时候，是1890年。他那个时候估计中国有两亿五千万人口。中国给他的印象是“到处挤满了人”，“在这个辽阔的国家，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人口过剩。”假如史密斯知道那个时候中国人口接近四亿，而今天已经达到十三亿，不知道这位传道士，将会如何写作这一章节。史密斯奇怪，为什么中国人要生这么多孩子，为什么很多营养不良的老人为什么长寿，为什么中国人不讲卫生却不怎么得病，为什么得了病或者受了伤，中国人能很快地康复。这些问题，只有拿西方人同中国人进行比较，才会提出。我们知道饿肚子会死人，跟长寿无关。西方人的饥饿标准，跟那个时候中国人的饥饿标准，是不同的。所以史密斯看中国营养不良的老人很长寿，感到很奇怪。总之，按照西方人的生活标准，难以生存的条件，对于中国人来说，却能够适应。这就是他说的中国人顽强生存的特性。

顽强生存是一种美德，但也是一种无奈。哪个中国人不想过好日子呢。但是生活条件不允许，只好顽强地活下来。并不是所有中国人都是这样困苦。中国帝王的生活标准，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王都羡慕的。强烈的贫富差别，在儒家等级观念的控制下，在法家酷刑的威胁下，在外儒内法的中国得以存在。穷人只能忍耐，顽强地活下来。中国的确很大，在帝王的眼睛里，中国地大物博，而在穷苦农民的眼睛里面，中国是人多地少。但是面对如此严酷的现实，那时候中国人仍然不节制生育。史密斯发现“传宗接代是中国人普遍接受的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其次才是爱惜钱财。”

为什么中国人偏好传宗接代，史密斯没有做进一步分析。我们知道，鼓励生育，是儒家思想之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亚圣孟子说的。然而如何解决人多地少的问题，儒家经典既没有提出这个问题，也没有提供解决方案。也许孟子时代，人地矛盾并不象后来这么严重，所以没有考虑到这个问题。也许孟子活到清朝，也会像洪亮吉，汪士铎那样，提出人口问题，并思考解决办法。当然这是对儒家思想善意的理解。其实比孟子小一代的法家思想家韩非，已经提出生育过多，民众货寡，导致民争的问题。中国人酷爱生育，儒家学说是一个方面，而社会制度公共福利的缺失，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养儿防老，是中国人生育后代的最有力的理由。这个问题，并不是中国特有的。欧洲历史上也遇到严重的人口过剩问题。但是欧洲幸运地发现了新大陆，大量移民，缓解了人口压力，而工业化开发了新的自然资源，进一步缓解了人口压力。而工业化的劳动，打破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原始农业劳动，进一步瓦解了家庭观念，淡化了人们的家庭观念，降低了人们的生育欲望。后来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又使得养老的恐惧化解。西方的人口增长速度降低下来。

可惜中国没有这么幸运。发现新大陆的良机，从中国人眼皮底下溜走了，让给了西方人。中国也没有自发地走向工业化。人口越来越多，土地资源相对越来越少。中国人只能节衣缩食顽强地生存下来。没有其他办法可以选择。今天中国的人口压力并没有减少，广大农村地区的社会福利的缺失，仍然为养儿放老提供着明明白白的理由。顽强生存，难道注定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选择吗？[2005-9-2]

中国人漫谈：公共意识的缺乏

中国人漫谈：公共意识的缺乏

史密斯在1890年写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第十三章讲述中国人“缺乏公心”。他拿道路举例子。乡下农民他在道路两旁扩展沟渠和田埂，使道路越来越狭窄，交通也更为困难。车夫在马路中间装卸货物，过往的人只能等到他干完活才能通过。农夫砍树，他会把树横倒在路上，过往的人只能等到他把树砍断、搬开为止。城里人呢，北京宽阔的街道两旁排满了各种货摊，这些地方本不是摆摊之处，如果皇帝经过那里，这些货摊都会很快搬走，皇帝一走，又都回到原处，阻塞交通。

道路在西方人看来是典型的公共设施，当他看到中国老百姓如此对待公共设施，自然得出中国人缺少公心的结论。同时他也看到中国的政府官员同样缺少公心，对道路这样的公共设施不注意管理和维护，严重失职。最后，他又说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缺少公心，还有领头造反的志士仁人，为了大众的利益，甚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老百姓对待公共设施的缺乏公心的表现，其实也不是中国人特有的。看一看狄更斯时代的英国伦敦贫民区，同样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当然还是这个道理，西方人不能做到的，不能成为中国人不去做的理由。公共意识的缺乏，的确依然是当今中国人的一个问题。今天你在西欧的道路两边绝不可能找到“光缆不含铜，偷盗要判刑！”之类的标语。如果史密斯活到今天，我相信他会把有的中国人为了卖铜，盗窃电缆的事情写进去。

人的本能都是自私的，因此公共意识不会自发产生，就连天子也不会自发地产生。在史密斯生活在中国的那个年代，走出青砖铺地的皇宫，就是泥泞的黄土道路。皇帝想不到要为市民铺一条没有泥泞的道路。同样，权贵们精致的四合院内也是清砖曼地，曲径通幽。他们也没有想到为市民大众铺设一条没有泥泞的道路。以致北京人出门上街回来，进院子之前，要用掸子抽打抽打身上的尘土，才能进门。这个习惯直到新中国把北京城市道路全部柏油化之后，才从北京人的生活中消失。而同时代的上海，青岛，哈尔滨等洋人的殖民地，都在城市主要街道铺上了石板或者柏油路，形成鲜明的对照。京城的下水道，同样也是这样，出了故宫，就是明沟，全城的污水通过明沟排向城市的东南角出城，形成一条肮脏发臭的龙须沟。这对于进入现代社会的西方人来说，是难于理解的。

古罗马下水道，是在居住在古罗马城内一个人数众多的强大的贵族集团的压力下，而建设成的。而中国的皇家集权专制政府，没有其他势力能跟它抗衡，因此这样的政府也绝对不会积极主动建设造福于公众的公共设施，哪怕是为了官僚阶级的福利，皇家也是不肯。中国的官僚阶级尽管也是十分凶狠，但是他们在君王面前就是奴才。奴才们是不敢公开提出自己的利益，只是悄悄贪污的干活。至于城市间的官道，没有军事上的重大需要的时候，朝廷也是想不倒维护和建设的。治河，不是为了造福人民，而是防止人民造反。孔子主张“天下为公”，是一个良好的愿望，但是这个美好愿望，在集权专制主义时代，一天都没有实现过。天下变成了家天下，不是公天下。老百姓看不出什么是公家财产，都是皇家的私人财产。这样的制度下，怎么能培养民众的公共意识呢。史密斯也看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作为政府，尽管是百姓的家长，但更多的是在照顾自己，而不是照顾他的家庭。”

还拿公共道路问题来说，今天仍然存在。货车超载会严重损坏公路，这是中国高速公路管理上的一个大问题。其实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建立一只检查队伍，将超载车辆坚决地赶下公路，然后盘问超载货车是从那个路口放行的，然后将那个路口的值班人员撤职查办，一定能够解决问题。但是这个办法，高速公路管理部门不喜欢采纳，他们喜欢对超载货车征收罚款，然后放行。超载货车司机都事先预备好罚款，因为缴纳一定数量的罚款，比减少载货吨数仍然划算，所以公路超载问题，始终不能解决。罚款变成了公路管理部门的收入，至于公路损坏了怎么办，那是国家的问题，跟我部门无关。这些人想的不是公共设施的保护，而是利用管理权力创造收入。谁来监督他们？不知道。有没有管理法规？有，但是管理法规就是管理部门自己写的。那么审批法规的人大代表怎么说？不知道，这些代表都认为当上代表是个荣誉，至于什么法规不法规的，跟着举手就得了。这样的一个政治体制，怎么能够培养公民的良好公共意识呢？[2005-9-2]

中国人漫谈：节俭与浪费

中国人漫谈：节俭与浪费

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性格》第二章的题目是“节俭持家”。之所以列在第二章，仅次于“保全面子”之后，想必是中国人的节俭，给了他深刻的印象。这一章的最后，他讲述了一个辛酸的故事：一位中国老妇人，步履瞒珊地走着，一打听才知道，她是去亲戚家，为的是死的时候能离祖坟近些，好少花一些抬棺材的费用。

如果把节俭理解成不要造成不必要的浪费的，这当然是一种美德。但是如果理解成限制人的生活消费，这就值得商榷了。一方面，史密斯夸奖中国人能够用很少的原料，做成丰富多彩的饭菜，中国人能把西方人认为不能应用的碎布头，都排上了用场。另外一方面，他又奇怪中国人洗衣服时所用的肥皂当然是少得不能再少了，洗过的衣服，与西方人所说的清洁标准无疑还有距离，并幽默地说“中国人一定会把外国人看作是浪费肥皂的人。”我们现在知道，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这个道理。其实这个经济道理，西方人也是在上个世纪前半叶，出现了凯恩斯之后，才明确的。为了促进生产，国家推动消费。在不明白这个道理之前，西方人也是提倡节俭的。在十三世纪的时候，马可波罗从中国回来，描述中国人生活的富足与奢华，令生活在贫困之中的西方人大开眼界，甚至感觉有点羞耻。美国的清教徒也是以节俭闻名的。

农业时代，世界上各个民族都崇尚节俭。因为有限的土地资源，制约着人们不能浪费粮食，布匹，木材，柴草等等。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从土地表面的植物资源上获得的。人们直觉就可以感到不容浪费。后来首先是西方人重新发现了煤炭等燃料新用途，重新发现了钢铁材料的应用，发明了蒸汽，电力等新动力，发明了火轮，火车等新的交通工具，发明了电报新的通讯技术，当然也改革了从东方学到的枪炮火药。这样西方先进入了工业时代。工业时代不仅仅是生产技术提高的时代，更是分工贸易进一步发展的时代。甚至可以说分工贸易刺激并带动了生产技术。工业时代的资源不依赖土地表面的植物，而是依赖土地深层的新资源。而贸易的发展，也为资源的交换，提供了便利。自然资源的压力减少了。西方人的消费观念也随之改变。在过去看作是浪费的不节俭的行为，如今则成为合理的消费。

史密斯从工业化的美国，来到依然处于农业时代中国，不能不看出中国人与西方人的消费观念的不同。所以中国人节俭，这一性格特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然史密斯也发现了，中国人在日常生活节衣缩食的同时，“好多人为了给父亲或母亲置办体面的葬礼，卖掉了最后一块田，甚至扒屋卖木。”这种不必要浪费，令他吃惊。当然他知道“它符合中国人的天性，也符合礼，所以，他们觉得必须去做。”史密斯没有看错。儒家的学说，的确崇尚节俭。但是孔子的学生在告祭祖庙时，想省去一头活羊，虽说是节俭之举，但不合“礼”的要求，孔子是不欣赏的。按照儒家的学说，当节俭的原则与礼教发生矛盾时候，礼教当先，而不能礼教服从节俭。所以孔子说的“礼，与其奢也，宁俭”，就成了一句空话。这是中国人节俭观念矛盾的一面。

这个礼义当先，面子当先的观念，至今仍然没有彻底消除。当今的许多面子工程，政绩工程，浪费了大量的财力，都是这个陈旧观念在城市建设方面的变相表现。至于在个人生活方面，中国人好面子，在请客吃饭方面的浪费，也不是现在才有的，而是早就有古老的传统。节俭，要以人为本，合理的生活需要，不仅不能限制，还要鼓励，而不合理的浪费，则要坚决抵制。[2005-9-1]